名家专栏 / 乡情乡音，蚌埠联着天津 / 郭学东
乡情乡音，蚌埠联着天津2004年是天津建城600周年，这个富有历史与现实意义的重大事件，使所有的天津人自然想到了这座城市的由来。天津人来自何方？神经最为敏感文化学者们，早就关注到天津与蚌埠两个城市的方言口音和词汇，都有许多共同点。
天津人寻根来蚌埠
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天津的一位语言学专家来淮河岸边田野调查，在蚌埠的淮河北岸固镇一带采集了与路边农民的对话，回到天津播放后，竟然有人听了，认为这就是天津人自己在谈话，引起了许多文化人的极大兴趣，至今难忘。天津城区地近北京，这里的口音不仅与北京话差异很大，而且又不像周边地区河北话，甚至也不同于郊区的口音，在这片没有高山河流阻隔的平原上，居然形成了一个“方言岛”。
天津文史研究馆馆员李世瑜最早提出自己的观点：天津方言来自安徽淮北宿县一带。后来，研究者又将目标缩小在蚌埠至宿州之间。几年前，天津南开大学的学者们将研究的成果，做了一个电视专题节目在中央电视播放，这就更引起了天津人的关注与兴趣。由天津院校学者、作家、文史研究者组成的文化考察团，又来到蚌埠地区采风考察。他们先后到了蚌埠市区以及淮河两岸的固镇、凤阳。天津博物馆的李家玲先生，特别急切，他早就从祖宗的牌位上得知，祖籍就是安徽凤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按照天津文化学者考察的要求，我陪同他们来到蚌埠淮河北岸至宿州一带，进行采风式考察，特别是来到了凤阳，对明初那段历史遗存实地踏访，据此得到了清晰的答案。
凤阳人进驻天津卫
明初朱元璋死后第二年，就发生燕王朱棣与惠帝的夺位之乱，史称“靖难之役”。淮河北岸的固镇、灵璧一带，曾经是燕王与官军三打娄子镇的地方，最后朱棣在齐眉山大战中脱险，到达淮河北岸。望着那南岸凤阳，正是他朱家的“万世根本”之地，不敢轻举妄动。而沿淮向东，盱眙城守官，主动迎接他越过淮河守关。长江既已无天险，南京迅速陷落，朱棣称帝。在“燕王北归”和朱棣建都北京初期，据史书记载和传说推断，从凤阳西北乡的蚌埠、淮河以北的王庄、固镇这一带，有大批人口最先移入天津，迁移原因大约有三：一是“燕王扫北”，被战乱挟裹而去；二是朱棣迁都北京，从凤阳府调军队到天津卫；三是因明代军人世袭制，天津卫军人及其家属，陆续有凤阳府人递补或移入。那么，由天子渡河而得名的“天津”，从设天津卫，到建成天津城，除了它的土著人口，凤阳府人要算最早又多的城市居民了。以人口作为的载体，凤阳府方言和民俗文化就成了现代天津文化之根。
淮军两次移民天津
清末时期，李鸿章的淮军第一次移民天津，对天津人口及方言民俗文化产生重要的影响。1870年，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淮军更是长期防守北疆的门户，担负国防重任。直隶、保定、天津、山东都是重要防区。清末满人已无出将帅，主要依靠李鸿章北洋集团，并打破战后裁军惯例。1894年中日战争时，淮军增扩至一百四十六营。1898年大练新军时，裁为二十营，仍然成为1900年与八国联军之役的主力。直到后来被袁世凯的新式陆军所取代，淮军的历史使命才宣告完结。在这个过程中，淮军大量聚集天津一带。到1911年辛亥革命后，有学者估计，约六万人脱下军装成为天津人。这不过是百年来的事实，它对天津方言的影响，自然要比600年前明成祖从家乡移民守天津卫更重要。淮军在李鸿章的带领下，将天津变成了大本营，大量淮北人来天津当兵或屯田。这次人口大迁移影响了近代天津城区的方言语音。
第二次进入天津的移民，其范围较第一次更广泛，它包括了今天的阜阳、蒙城、凤台、怀远等地的人口。其中的原因是与淮军中的两支军队有直接关系。一支军队由陈凤楼率领，他是安徽凤阳府怀远人。咸丰八年（1858年），投清军时年二十三岁。出身十分贫苦，其父兄以制售豆腐为业；少年时苦力营生，不得已加入捻军。在战场反水，掩救僧格林沁，投奔清军。34岁的陈凤楼被清廷委以重任，为徐州总兵兼辖徐州城守营、萧（县）营、宿州营。中日甲午战争时北援，回国后驻天津，率马队随两江总督刘坤一，武卫前军。当时，李鸿章治军多以乡缘、亲缘关系为纽带。他曾将爱女嫁给麾下的大将张佩纶作添房，结成军事集团。又在五河县城顺河街收粮，认下粮行老板张禹的儿子为义子，并任用为上海道台，后又改任正阳关总督，在五河县城留有张公馆。受此风气影响，陈凤楼的马队也多用家乡淮北人。这些军人后来成为天津军旅移民。第二支是马玉昆率领的军队。他是清末名将，蒙城县马集乡人。同治四年(1865年)，投宋庆毅军，先后在邓州、淮路口、济阳等地剿捻，历升都司、守备。同治七年（1868年）升副将，记名总兵。后随宋庆、陈凤楼入陕、甘，在榆怀、金积堡等地镇压回民起义军，任提督，赏穿黄马褂。光绪二十五年（1889年），马玉昆升任浙江提督。次年，调任直隶提督，当时正值八国联军侵华，八月，侵略军两万余人沿运河北犯。马玉昆率武卫左军3000余人，配合义和团，在天津北仓一带英勇抗击，歼敌1000余名。因无援而退守南苑。后保慈禧太后、光绪皇帝逃往西安。光绪二十七年（1891年）回京，加封太子少保，赏紫禁城骑马。7月6日，天津保卫战打响。马玉昆与聂士成配合，曾夺回老龙头火车站。由于华人异常勇敢，叫联军惊呼从来没见过。马玉昆他的队伍多来自今天的阜阳地区，也成为后来天津的军旅移民。在近代史上所谓“六万军旅移天津”，主要就是李鸿章淮军中的这两支重要力量。就其方言习俗而论，他们与明初靖难之役后的第一批移民，均为淮北地区的“宿阜方言”。
方言也是人的身份证
方言在地域文化中具有标志性的作用。它像是证明一个人来自何方的身份证。与此相关的又包括许多生活习俗，乃至于心灵深处的乡土情结。因而，它又是最为直接地联系人们乡土之情的纽带。
2004年9月14日清晨，秋高气爽的淮北平原，忽然变得风雨交加，我和天津市的文化考察者，驱车直奔固镇。刚踏上淮北的这片土地，相同的乡音就使大家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没有想到天津这样的国际大都市竟与固镇同根同源，对于固镇人来讲，真是“难得风雨故人来”！
固镇的文史工作者赶来会见天津老乡，向他们追述地方历史变迁，说到这里曾是历史上的淮海古战场，兵祸与水患使地面文物所剩无几，而且人口流动很大，特别是元末明初，天津与蚌埠两地人的宗族血脉，还要史料及个案研究考证。但固镇人的言谈话语，对天津的作家们而言却是“先声夺人”。他们突然感到，多年来心中的疑念或猜想，有一种被证实的满足感：“我们天津的方言就在蚌埠、固镇这一带！”
天津人听我们把蚌埠的“埠”字发成了“铺”的音，在所有的语句声调流向方面，都是向下的。尽管句首的发语词音很重，而到后尾就变轻了，整体说话的味道，给人一种很冲的感觉。天津话也是一样。有时听来像几个人吵架，其实在平心静气的讲话。虽然他们受到北京话的“儿”化影响，但仍然与蚌埠话的语流保持了大体一致。
何止是方言语音相似，在词汇、民俗方面都有许多的传承关系。蚌埠这一带的人把淮河鲤叫做“鲤鱼拐子”，天津不仅也这么说，连下锅煎后兑汤烧叫“熬”，都与蚌埠传统说法相同。天津有蚌埠的“小鱼贴饼”土菜，而那饼是没经发酵做的，就叫“死面”，这又是蚌埠一带城乡人说的方言词汇，甚至也把那些做事不开窍的人贬为“死面卷子”，两地都这么说。大家共进午餐时，品尝这里的菜肴，更没有身处异乡的感觉。淮上菜“重油重色，咸中带辣，重用香料，喜用香菜”的特色，对天津人而言除了少用辣味外，其他都完全相同。当一盘饺子上来时，天津老乡们更是倍感亲切，他们到蚌埠后说看到这里的“天津水饺铺”，现在又边吃边谈起“饺子”与“扁食”区别，二者的细微之处竟也相同。餐桌的转盘把每道菜送到他们面前，固镇人用筷子指着中间说，我们把这个位置叫做“当中央”。话音未落，作家们抢过话来说：“天津人叫‘正当央’。”大家都惊喜地笑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蚌埠生产的白酒，畅销天津市场，培养了天津一代酒徒！” 天津文学院院长、考察团团长肖克凡用豪爽的口气，发出了内心的一种感慨。天津人为什么不喝北京的二锅头而要喝蚌埠的白酒？仅仅是因价廉物美吗？寻根之旅即将结束，大家总算明白了其中的渊源所在。
从淮北的宿州、固镇到蚌埠，最后来到凤阳。天津文化考察学者都有一种回到家乡的感觉。明清时期，这些地方都是属于凤阳府。1374年，朱元璋登基后第七年，在这里设府治，1421年朱棣迁都北京后，凤阳府领五州十八县，包括了现在整个淮北地区。那时，蚌埠只是凤阳府西北的渡口乡集，濠城、王庄、固镇是凤阳到北京，经过淮河北岸的三个驿站。天津作家要寻的文化之根，历史上都属凤阳府。这时，大家都有一种共同的归属感：我们都是凤阳府的人。
雨后放晴的傍晚，天空灰色的云层后，射出一缕火红的晚霞，斜映在皇陵石人石马背后，洒在中都古城遗址上，皇城根的青砖、斑驳脱落的雕花青石，都掩藏在幽暗的泥土洼地里。天津的文化学者在这里，与大家重温了明初和清末那段不寻常的历史，真算寻到了自己的文化之根。在当前国际化的开放社会背景下，城市和人从表层上看，都很雷同。但“我从哪里来”？这对一个城市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有着绝对不寻常的重要意义。一个失去记忆的城市，永远不会成熟起来，不会成为真正的现代化城市。
拜读佳作，欣赏学习。感谢老师賜稿远山，祝老师在远山创作愉快！并祝夏安。 拜读老师佳作 先生史料整理佳作，值得军强细细阅读与好好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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