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藏五十年》——第110篇：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我在西藏五十年》——第110篇：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老子》第五十八章。
在拉萨开完会，我就跟着才旦县长和那另外两位同志一起回到了巴青。时间过去没多久，我去县里报账、领款，就听到有人说：“舞台姐妹”是一部坏电影，要批判。”
我记起，在拉萨开会的时候，会议就给我们放映过这部电影，那时候大家都觉得这部片子很好看，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坏电影呢？现如今我学会了“上网”，才在网上看到下面这一段文字：“文革中，北有《早春二月》，南有《舞台姐妹》，两颗‘大毒草’同遭厄运，成为电影界的两大冤案。有人统计过，在‘文革’劫难中，天马电影制片厂的导演谢晋遭受大批判达200多次，可称为‘大批判之最’。同时，《舞台姐妹》中的主要演员上官云珠、邓楠、沈浩和一些配角，亦无一幸免，惨遭株连…… ”
1966年8月5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写了一张“我的大字报”，8月8日，那曲地委下发了“八八决定”，巴青县召开全县干部大会，连“半脱产干部”也全部要参加。可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县里又决定高口区只留下我一个人，在区里“主持”工作（实际上就是守家）。
八月底，县里、区里同时开展了“破四旧”。除了一些宗教用品之外，还有：人们心爱的、必不可少的瓷碗（喝茶、吃糌粑都离不开它），原因是那些磁碗上大多绘有龙、凤图案，统统要被砸掉了；卡垫（羊毛垫子）上面织着龙和虎，甚至还有一些与宗教有关的图案、还有马鞍子下面那三张垫子，除了紧贴马背的“亚蜗”（垫子）没有花纹之外，上面那两层垫子：“嘎杰”和“嘎占”上面都织着各式各样的图案，全都是“四旧”，一律要剪碎；还有就是妇女辫子上和头上的珊瑚珠、玛瑙珠、“洞”（贝壳磨成的小圆片），这些东西都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也是四旧，再也不能戴在头上了；甚至女人那长长的辫子，也属于“四旧”，一律要剪短。人们常说大海边上“无风三尺浪”，在藏北的高山牧场，却是“无风胜似三级风”。牧区的妇女，每天都要给牛羊挤奶，可她们刚一走出帐篷，短短的头发立时就被大风吹成了一团乱麻，遮住了眼睛，牛羊奶也没有法子挤了。
那时候的“革命行动”，进行得还真正是“完全”又“彻底”。就连当时一些不在家的人，人们也要设法将他的房门打开，再将那一只木箱子，从床铺下面拖出来，，箱子里面的“四旧”物品，都要清理出来，再以革命的名义，将那些带花的瓷碗、羊毛垫子砸碎、剪烂，“完全彻底地消灭掉”。   
可是没过多少日子，人们就发现，没有了马垫子，马鞍子也无法备到马背上去了。实在没有了办法，就有人又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干脆将五颜六色的马垫子，统统染成黑色，虽说不好看，但总算不会影响备马鞍了。
还有藏族同志的名字，过去有好多都是请喇嘛取的，比如：拉姆——仙女、次仁——长寿、索朗——命运好……。这些名字“理所当然”地也都是“四旧”，统统要改掉。一时间，县里、区里很多藏族同志都改了名字。比如：林卫东——保卫 “林副主席”；江卫东——保卫江青；刘卫东——文革刚开始的时候，刘少奇还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也就有人想到应该保卫他；陈卫东——那时候的陈伯达，已经红得发紫了，当然要保卫。也有的人取了一个名字叫红卫——红色江山的保卫者；卫红——保卫红色江山。更有的人，干脆就给自己取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字——革命……。
不久之后，就有两个在西藏民族学院上学的学生，戴着红卫兵袖章，“串联”回到了他们的老家烟塔乡。他们先是到区里来，要留在区里守门的我“表态”，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我老老实实地告诉他们说：“区里的领导都到县里开会去了，我只是留下来的一个看门人。”两位红卫兵根本就没有听我说的话，又立即命令我：“我们要买青稞和茶叶！”那时候这两种商品都是按计划供应的，但是县里也早就说了，要支持革命小将的一切革命行动，我只得立即照办。
两位小将回到烟塔，该乡”只争朝夕”，立即成立了红卫兵组织，紧接着就是开展革命行动，拆掉乡里的一座小经堂。人多手杂，一个名叫三波的贫苦牧民，被从经堂上面丢下来的一块石头砸破了头，差一点就丧了命。然后就是被红卫兵们指定的十几名“哈则洞格”（藏语：牛鬼蛇神），戴上用旧报纸糊成的高帽子，排成一行游草场（不是游街。因为那时候别说各区，就连巴青县城也没有一条“街”）。一边游还要一边高声喊：“格，阿哈则洞格应（格，我是牛鬼蛇神）！”。
就这样子翻天覆地折腾了好多天。1966年11月，自治区党委发出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县以下“文革”的规定的补充通知，明确规定了西藏县以下的农村、牧区一律不搞大鸣大放，不夺权，也不号召破四旧、立四新。
一次我又去县里报帐，住在招待所，造反派的一位“勤务员”竟然不请自来，找上门来了。那女人过去见到我时一直是“视而不见”，可是那一天，她手里拿着一本“红宝书”，笑眯眯地说要跟我“交交心”。我唯唯诺诺，俯首听命。那女人说：“希望你与反动家庭划清界线，站到革命群众（也就是他们）一边来。”我连忙回答道：“我的家庭出身很不好，是这次伟大革命运动的对象。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自己腐朽的剥削阶级思想……”可是我的一句话还没有说完，勤务员早就不耐烦了，不客气地用手势打断了我的话，完全是老师教训学生的口吻，说：“你能认识到自己的问题，这很好，但是你还要记住伟大领袖的教导：‘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你更要记住：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绝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临走时，勤务员丢下一句话：“回去以后，好好想一想，赶快参加我们的革命造反派，这可是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了！”当时，我没有点头，可也没有敢摇头。回到区里，我将那女头头的话告诉珍沁，她鄙夷地说：“人人都知道那人是有名的‘相中玛’（妓女），你也要跟着她去闹‘革命’？”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那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一点点“希望的曙光”，早就昙花一现般地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