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戏外话电影（纪实散文原创） - 中国远山文学网

已经很多年不看电影了，一来是工作忙，二来全家人工作节奏不一，三是当今娱乐选择早已多元，随着当今可是发展飞速发展，家庭视听设备早已普及，大屏幕平板电视机提升了”家庭影院“的格调，影片来源海量，坐在家里就能享受到电影院的视觉向、视觉享受。

因此早就没了看电影的欲望。
只是在近日的一个周末，受朋友全家的热情邀请，以及偶然聚齐的全家人来到新落成的“穿越”豪华影座放松放松，欣赏一部据称耗巨资拍摄、票房惊人的大片。

放映厅内，音响释放着按照声学的最佳物理特性完美的环绕立体声效果。
      “哎？怎么不对呀！”电影放映还没到十分钟，令我十分诧异，刚开映没多久怎么就没了以前看电影那种美好的感觉呢？
      第一感觉，虽然银幕宽大画面高清，感觉却像在家里观看平板电视一般，好像没啥两样啊。
      自然，这么一想，面对超豪华的影院，看电影兴趣全无，转头环顾，现场笼罩在暗淡光线中的观众，好像远远不止我一个人有如此状态。

   不少观众都心不在焉的东张西望，竟然还看见邻座的一对紧靠在一块儿的情侣，姑娘虽然注目在银幕上，而小伙子却带着耳机正在玩聚精会神的玩着不知名的手机游戏。
      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为了不影响他人情绪，我干脆闭目养神，开始寻找这种奇怪感觉的成因。
      我无心专注银幕上的全声道音响和震撼视觉的地动山摇，完全陷入了深思。

与大多数六七十年代过来的人一样，小时候的我们都生活在“全封闭”的大环境中，娱乐生活完全处在极为单一的枯燥年代。
我们所在的城市只不过是一个小县城，所谓的“电影院”也只是一处砌上围墙，大概能容纳二百多人的露天场所而已。当然，即便不是小城，除了北上广大都市，一般中小城市的境况也好不到哪儿去。

那时，似乎一切都是固定不动的，很少人有条件出差，绝大多数人没有机会见到外面的世界。因此个别“见多识广”的人物回家便会向亲朋好友们绘声绘色的炫耀上海非常高级的“大光明”电影院的场景，大跨度弧形顶棚，四季如春的中央空调新名词，大角度阶梯式座位排列以及沙发软座的豪华。

虽说是露天场所，却是最有人气的娱乐场所；后面两根扭曲的树棍电杆上摇晃着100瓦白炽灯泡照明，但虽然是百瓦照明灯，但在偌大的露天场地还是犹如晃眼烛光，显得有气无力，不比天上满月月光的亮度强多少。
但虽说是露天，那时的美称却叫“西街电影院”。

下雨形成的稀泥，即使在夏日艳阳“烧烤”下，至少得晒上三四天才能继续放映。那时候的冬天比现在冷的多，但也挡不住人们追求精神生活的热情，穿着厚厚的棉衣、棉帽、棉裤以及棉布做的棉鞋，抄手缩脑，熙熙攘攘的相互挤在一起，照样兴高采烈，照样的满场。

在寒冷的雨雪天气地面虽然“僵冻”，但看似坚硬的冻土地面怎能经得住被赶场的上百人踩踏，冻土下面的水土很快被挤出，粘稠的水土紧贴在人们的棉布鞋底和裤腿上。

为了保护金贵的幕布和音箱，每天放映结束后，放映员必须降下收好入库，待到次日晚上再重新挂上去。一年四季反反复复，不厌其烦，十分的辛苦。

为了在第一时间宣传新片预告，放映员既是专职放电影也是兼职宣传员，只要更换新片，就会见到他一手拎着糨糊桶扫把，胳肢窝还紧紧夹着一卷电影海报，走街串巷到处张贴，尽责的广而告之，还引来迫不及待地几个大人小孩尾随着放映员前后，为的是先睹为快，数双眼睛随着上墙海报的渐渐展开，争抢着一睹海报的“芳容”。随即，”先睹为快“的人们同时也成了义务宣传员，将”特大喜讯“奔走相告。
在露天电影场，由于放映机都是现场架设，尽管定点在一处，但位置还是无法准确定位。因此放映机在架好之后，放映员必须朝着银幕不时地对焦方能保证画面的清晰，电影胶片定格在当下早已淘汰的16毫米规格。

大多数人都在利用这个间隙，老熟人似的天南海北的寒暄拉家常，八卦着不着边际的小道消息和家长里短，还有一部分观众的表情随着白亮的银幕对焦的虚实变换而变换着，表情丰富而丰富，虽然银幕上面还是什么都没有的亮白的幕布。

进而在放映员对焦时刻，就是孩子们争相朝着银幕打手影最高兴的时刻。一双双高举的手臂，都使出浑身解数，在放映机投射出的光柱上，就像表演皮影戏，一会儿狗头，一会儿鸽子老鹰的争抢变换着手影动画，那是开映之前不可缺少的小插曲和小高潮。

具有“重大教育意义”的影片占据着一切，最受欢迎的当然是不可多得的译制片，能背诵几句译制片里的几句台词也显得“无上光荣”。

   终于有一天，我所在的那座小城增加了另一所与篮球场二而合一的露天电影场，规模多出西街电影场两倍，感觉真大呀。
   新建的二合一电影场的银幕处在球场的边缘，幕布依然是随放随挂；篮球场上空是四排“水银灯”的壮观照明，主要是便于晚间篮球比赛用，虽然照明位置不在观众席上空，但贼亮的水银灯阵反射也满足了全场电影观众的照明需要。因此有了一个动听的名字---“灯光球场”电影院，也叫“东街电影院”。
   灯光球场成了新建露天电影场的代名词。
   感到“高大上”的，灯光球场有了一排排砖混的水泥长条凳，人们不再自己带板凳了！

第一次，灯光球场有了整齐划一、并用白漆划线、写明座号的“豪华版”，尽管依旧是露天，但终于永远告别了自带凳子的时代，感觉十分现代，十分奢华，但“西街电影院”功能依旧，丝毫没有因为“灯光球场”电影院的建成而减少观众。
那时，家长普遍十几、二十几块钱的工资、难以想象的低工资水准造成很多小孩没有“丰厚”的“零钱资本”去买那一毛钱的电影票，当然大人更是节衣缩食，两三个月偶尔看场电影是非常奢侈的事儿。

那时，“教育片”票价只有五分钱，用“汇率”算一下也相当于当下五块钱了，所以这在当时也不算小钱。
灯光球场电影放映接近尾声时的电影场外，还常常聚集着一帮买不起电影票的孩子，因为孩子们发觉场放映的一个“振奋人心”的规律，检票员大多数在影片结束前的十分钟或五分钟就开始“撤岗”。
掌握这一规律的孩子们时常兴高采烈的拉帮结队，赶在那最后几分钟去“捡大麦（看末尾）”，而检票员见状，到时候往往会心照不宣”人性化“的多提前几分钟撤岗，冲着孩子们做了个“有请”的手势，随即，孩子“大部队”呼的一下冲向场内，目睹一下精彩的“电影屁股”。

   我们班同学李顺是受全班最值得追捧的同学，因为他们家房子的后窗正对着“灯光球场”电影院的银幕，完全享受全年免费看电影，尽管看的是反向画面，与他最要好的同学才能到他家里，享受这个特殊”福利“。
   无论是在风裹寒衣那零下十几度的隆冬，还是蚊虫同步“赶场”赤膊上阵、热浪熏人的盛夏，这露天“娱乐场所”的一年四季，始终人气旺盛。
   现在想来，那日子...，嗨，也就这么过来了。
   城里的“灯光球场”也好，“西街电影院”也罢，远远满足不了市民娱乐生活的需求。

那时候人们生活简单，节奏不紧不慢，时常有人到城乡结合部的郊区乡村打探哪里放电影的消息是日常的重要内容，以前的村部叫某某大队、某某生产队。

那时的乡村农民生活非常艰辛，文化生活更是极度贫瘠，但却能够看到免费的“慰问贫下中农”的巡回电影放映队，不定期下乡慰问放电影。

这一“重大事件”不仅最受村民欢迎，同样受到小城“轴心”居民的极大关注，得到消息后会跟着兴高采热一通，因为有免费电影看了。
放映员是永远最受欢迎的“贵宾”，永远是最能让人们“羡慕嫉妒恨”的职业。

那时，农民都将收获的粮食统一集中在大队部晾晒，这也是村里唯一一块平整的地块儿，因此，电影放映队就在村里的打麦场上临时竖起两根树棍或竹杆，挂上银幕，再吊起音箱，一个临时露天电影场就齐备了。

   除此，有时也难得看到在一面墙上刷上白石灰水作为“固定银幕”的村部，金贵之际，谁都不准在上面涂鸦，否则“后果严重”。
   这白石灰水刷墙当下看来极为原始简单，在当时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除了村部的墙面有一面砖结构，在乡村，土墙，芦苇制作的墙面随处可见，除了大队部，很难找到一处平滑的砖砌墙面。
      小城市民只要知道哪个乡村放电影，大家必定奔走相告。

自行车，这犹如当今轿车般的“大件”稀少的很，多数家庭可望而不可及。因此都是徒步不辞辛劳走上好几公里甚至十几公里赶场，和村民挤在一块儿，一睹那难得的银幕精彩。

   不少赶场的人还有备无患，“长途负重”带着长条凳，目的是在不能占据有利位置的情况下增加站立高度。那时生活水平普遍不高，黑暗中挤在一块儿的人们基本分不清谁是村民，谁是市民。
   那是一个不仅温饱问题是最为突出的年代，也是人们意识形态和精神生活被禁锢的年代，现在的几零后当然无法想象、理解和感受到当年人们的那种艰辛和精神渴求。
   但不论慢三步或是快四步，时代总是在前进。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小城日渐繁荣，兴建了第一座上下两层观众席、引以为豪的、集演戏放映于一身、能容纳一千多人的标准的室内影剧院。

值得一提的是，正规影剧院的诞生那天起，政府部门就开始有条件组织中小学生，不定时的免费观看教育片。
那时，除了主街道，小城巷街道两侧的夜晚依然漆黑一片，手电筒遍及每家每户，是生活必需的“家用电器”；导体收音机已经十分普遍，最受年轻人追捧的是带短波的全波段收音机，因为能收到音频很不稳定的香港台湾“敌台”，偷听着邓丽君的“靡靡之音”。

台式电子管收音机是家里最奢侈的电器，最大众化的是很快普及的台式或小型半导体收音机，过去的“老三届”毕业生还能自己装配收音机，随处可以买到无线电配件。
在高度计划经济时期，物资供应十分紧张，买啥都要凭那稀缺的票证，如果谁家拥有一台9吋的黑白电视机，必定是有“路子”弄到票的能人，但即使买得起，也经不住子女众多的“瓜分”，得省上一两年的“嘴”才行。

尽管如此，能拥有一台小黑白的人家走在路上都觉得浑身放光，更有开明的主人不厌其烦的干脆将它搬到院子里与邻居们共享。
那时候小城满眼带有小院的低矮平房。晚上，如果哪家院子传出欢声笑语，并不代表这家人在办家什么喜事，而是坐满了看电视的邻里观众。

   上年纪的老年人怎么也弄不明白，这小盒里为什么能装下那么多人，成了一道特定年代的特殊风景线。
      老邻居庞九是国营百货公司经理，由于职业职务的“近水楼台先得月”便利，拥有了全城第一台十七吋黑白电视机。
   那时百货公司的经理应该属于“高干行列”，不过庞经理不仅随和，为人比较低调，自然也就没见他满脸“放光”，却很开明的也将电视机搬到院子，面向邻居。

   没过多长时间，有天线人家逐渐增多，高低不一，无数杂乱的竹竿、树干做的“天线阵”似冬日的枯枝树林，成了一道家庭“原始现代化”象征，是那个特殊年代的一大景观。
   印象最深的是毛爷爷追悼大会实况转播那会儿，我们跑了很远的路，到发电厂去观看实况转播，第一次看到了黑白投影电视，充满了羡慕，第一次知道电视还能投到幕布上看。
   随着时代脚步的大踏步向前，黑白电视机已不再是时尚，彩电也慢慢进入百姓家庭，虽然就那么几个台。
   时尚的电子产品新陈代谢很快，尽管如此，但还有一些“高大上”的时尚娱乐普通百姓还是无法超越的，那就是磁带式录像机。

那时，即使是机关单位也不易看到一部录像机，因为要通过政府“集团购买力”的严格审批。
当时我所在的单位就有令人羡慕的两部日立777录像机和一台二十一吋日立大彩电。

我是搞宣传工作的，时常组织活动，受命四处弄“带子”到基层丰富职工生活。
进入九十年代，卡拉OK最为风靡，直到现在好像还没有淘汰，不过那时没有专业的“量版式”K歌厅。

举办卡拉OK比赛虽受欢迎，用两部录像机相互颠来倒去编辑比赛用的卡拉OK录像带是一项最繁琐工作，很累人的差事儿，好在不久卡拉OK录像带被非常便捷CD机取代了。
九十年代中期，市中心又出现了众多被称为“镭射”放映厅，私营的录像厅似雨后春笋不断增加，VCD、DVD是最时髦的娱乐新宠，港台动作、赌片唱响主角，到处是港台的流行歌曲，可说是轰轰烈烈，市民们又多了一项娱乐选择，但就在那时，电影院已经显示出“失宠”的先兆。

那时，三五成群结合单身伙伴，四处争睹港台新片成了业余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也宣告我们国家已经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
但时常光顾录像厅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必须着手“长远”。

终于，成家那年，我买了一台二十四吋金星牌“大屁股”大彩电（现在都戏称显像管电视机)，利用出差上海的机会，一咬牙弄了一台“日立777”录像机，还配备四声道音响，那是相当超前的举动，跑的最勤的地方必定是出租录像带的门市。
“VCD播放机旋风似地普及开来，很快录像机、录像带开始落伍，DVD镭射机即刻成了家庭新宠,不用说，我又积蓄多日，忍痛淘汰了录像机和VCD播放机，买了一部三碟连放的DVD影碟机。

但依然没有高兴几天，“优势”随即被随声听和MP4微型移动小电器取代。
那时，有线电已经走进千家万户。随着娱乐生活的多元化，电影放映行业里原本“忠实”的大观众群体已经不可阻挡的大量流失，我们也不再关心单位的工会什么时候发电影票了。

影剧院早经没了往日购票长龙，前呼后拥的热烈场面，上座率连年下挫，遭受了重创。
自我们家有了“家庭影院”装备后，再也没有进过任何一家电影院。

很快，到了二十一世纪初，数字电视“粉墨登场”，更加无情瓜分了原本属于影院的一切观众资源，电影院开始出现倒闭，电影行业生存危机时代来临。

   到了二十一世纪信息化的今天，电脑网络娱乐新宠开始进入寻常百姓生活，继而开始享受宽带高速带来的全新的、丰富多彩的全球化共享视听世界，手机电视等视听装备早已遍及追求时尚的“新生代”，完全与全球同步，而怀着时代印记的录像带、VCD、DVD等“时尚”产品早已不见踪迹，“大屁股”电视机完败轻薄的大平板电视机。
   自然，除了感叹，还是感叹，只好，必须的，影碟机该仍还得仍。
   我从思绪中回到现实，再回过头来看看电影院的观众群，好像除了院校学生群或情侣们，完全流失了当年稳定的中老年观众，一个字“惨”，不过还得用一个褒义词“大势所趋”，尽管市场化运作后的电影院是那么的豪华，影片是那样的推陈出新。

我不记得多少年前在哪家影院，看了哪部电影了。现在到影城看电影绝大多数是情侣或是朋友之间的社交相约。

这些惊人的变化的背后是国力增强，是时代进步带来的多元化结果，我们在享受这些娱乐视听的同时，也承受着时代与往昔那不知不觉的撞击磨合，记忆中永远也不可能抹去特殊时代的绝响印记。

同时我们也有幸见证了“原始尖端电器”到当代球幕电影、水幕电影、四维、七维等等尖端数码科技的发展与演变历程，宝贵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