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赛】乡愁，烙在心底里的留存（散文）笑君 010 - 中国远山文学网

故乡，坐落在古城西南的一角，一个美丽而又宁静的原野乡村。没有山，没有森林，只有一条不起眼的梳头河从村子的南边流过。村子不大，也就二三十户人家，全是一个祖宗传下来的一脉相承的亲人。也有两户外姓，却是奔着亲戚来的一家人。

据说，故乡的这个小村庄，是来此落脚的第一代祖先建的。具体是什么时候建的，怎么建的，没有确切的记载。村子的西北侧，一个高坡上，卧着祖先们的坟墓。虽没有立碑，但坟茔保护得较为完好。自北向南，按长幼的次序，一代一代的排列着。我们很小的时候，便参加每年的祭祀。老人们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提示，哪几座是老老祖宗、老祖宗们的墓，哪几座是太爷爷、太奶奶们的墓，哪几座是爷爷、奶奶们的墓，还有……

我记事的时候，村子里的房屋只有两三排，清一色的土墙草顶，坐西朝东，很矮，几乎是挤在一块的。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家家户户都重新翻建了房屋，虽是在原地，却都调整为坐北朝南的格局。

这次调整，大部分人家都增加了房屋的间数，每家与每家之间也拉开了一些距离。因此，原来的宅基地便不够用了。于是，有人便舍弃原地，向村子的北部发展。

这样一来，不仅改变了朝向，还扩大了村子的规模。房屋与房屋之间，有院子，有场地，有路径。连接南北两端的，有主行干道。村北，依旧是一片高地，像是村子的靠山。西、南、东三面，是几座连在一起的，高低有些错落的水塘，像一弯明月，像一道城壕，不仅给村子增添了几许灵动、恬静、秀丽的氛围，也让生活在村子里的人们有了万分的安全感。

我家的屋子，应是我爷爷时建的，坐落在村子的最中央。我五岁以前，爷爷、奶奶已先后过世。六十年代调整翻建房屋时，我家自然也没有落后。而且，就在原址没动，不仅调整了房屋的朝向，还由原来的两横一院，改为一横一厦的规制，屋后有院子，门前开辟成了一块宽阔的广场。我家的屋子，在村子里最为特别。屋顶上铺的不是稻草，是从紫蓬山上砍来的茅草。茅草，也是草，却非稻草一类，根茎粗长，叶片肥硕，色泽灰黑，铺在屋顶上，显得厚实、壮观。既耐久、泄水快，又保温、防湿、防热，是山乡人家普遍采用的建筑材料。茅草铺成的屋顶，只要适时的在草层松动时，加插一些，维护一下，至少可以保二十年不用大修。

那时，我父亲是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动用了他管辖下的某个生产队的几十个劳动力，一人一挑，挑了两三天，将茅草挑出了山，挑到了距离紫蓬山有三四十里地的我家。嘿，居然是无偿的，要是搁在今天，恐怕挑不起吧。

大伯没有读过书，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家里的事也都由大伯母作主。大伯一生只做两件事，一是田地里的农活，二是家里家外的杂务，却又是个不知道停歇的人。一年到头，一天到晚，除了夜里睡觉的那几个小时外，总是在劳作着。外面的事，家里的事都忙完了，实在没什么可做的了，就拿起扫帚，把家里的拐拐落落，边边角角，认真仔细地扫一遍。扫完了家里，再扫门口场地。从墙根底下的滴水沟处扫起，一扫把，一扫把，一丝不苟的扫，一个点，一个拐角都不会落下，一直扫到场地外沿的最边处。甚至，别人家的场地也一并扫了。

大伯家的门口，能看到最多的东西，不是农具，而是扫帚。各种样式的，大扫帚，小扫帚，长扫帚，短扫帚，每一只都被扫得光秃秃的，不剩一根扫帚的苗。很多扫帚，还被挂在屋檐下的墙上，齐刷刷的一遛。

大伯有一个习惯，经常会无端的在草垛子的边上转悠。某一处草伸得长了，某一段草塌陷了，大伯便用他那粗糙的双手，将长出来的草一把一把的，一根一根涮了，直至草垛子的一个面都齐整了，才肯罢休。然后，把涮下来的草填到塌陷处，将其磊实、磊平。无论什么时候，什么状况下，大伯家的草垛子，都是高低、大小差不多，一丝不乱，整齐划一的形状，土坯似的厚实。

二伯比大伯小两岁，也没有读过书，却是个很精明的人。二十岁不到，被国军抓了壮丁，成了蒋总司令的兵。在队伍里，二伯遇上了一位同乡，是对他很不错的连长，便成为连长的马弁。解放战争的第二年，不知道经历了什么，二伯跟着连长一起脱离了战场，回家了。后来，二伯就在家里踏踏实实的种地，成了纯粹的农民。连长也在城里找了份工作，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秋冬农闲时，二伯便进城看连长，就像亲戚似的，走动着。

或许是当过几年兵吧，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却也算是见过世面的。在人民公社的集体劳动中，二伯当上了生产队长。而且，这一当，就当了一二十年。

二伯这队长，可是当得风光。队长，也就是生产队的当家人。要执行上级的指示，要安排好一个生产队的生产、生活。纵是如此，二伯的工作似乎很轻松，很有序，也很踏实。每天，除了开会，就是吹着哨子，安排社员们干活。还有，便是扛着一把铁锹，在生产队的每条田埂上跑。哪条埂上，有水漏了，就修补一下。哪块地里的禾苗缺水了，哪个冲里的稻子生虫了，哪片岗上的棉花可以采摘了……第二天、第三天，社员们的具体工作也就有了目标。

秋后，丰收时节，生产队要向国家交公粮，这是一项活泼而又严肃的事情。二伯是不含糊的，指导社员们将最好的稻子，另打、另晒、另扬、另装，待天气晴朗，选一个和风舒畅的日子，引导着大家向公社粮站奔去。那是一路的欢歌，一路的轻松，一路的愉悦。

二伯还有个经典的故事，说他在大队开会，每遇到要发言，都是最先举手，第一个开讲。他会从国际讲到国内，从全国讲到本省、本地区、本县、本公社、本大队，一直讲到他领导的生产队。有政治形势，有上级指示精神，有他的体会，还有他的决心。可谓头头是道，绘声绘色，有根有据。间或，还能插上一两段小故事，不仅获得个满堂彩，还博得了领导的亲睐。

有人不解，问他为什么要抢先发言，还要讲这么一大堆呢。他笑了，说：“不懂了吧。经常开会，要讲的事都是一样的，哪里有那么多的话讲呀。先发言，从上到下，从大到小，政治、生产都给他讲上一遍，啥都不落下，一定不会出错。有了声势，还完成了发言的任务。如果，让别人先发言，人家把话都讲了，我后发言，又不能重复人家讲过的话，我讲什么呀。”想不到吧，二伯不仅是个合格的生产队长，还是“玩政治”的高手。

五叔是兄弟中的小弟，也是爷爷奶奶最喜欢的“老汉儿子”。然而，爷爷奶奶的喜欢只放在心里，表面上看不出来有什么异常的态度。五叔读过一年书，也算是个有文化的人。可他打小就没把自己当成“小老汉”，一样的和兄长们下地干活。还偷空，跟一位“朝逢”学会了算盘。成家之后，也依旧是“日出而作，而落而息”。养育了好几个儿女，还伺候着满圈满笼的鸡鸭鹅猪之类的活口，日子到也过得平安、惬意。

二伯当了生产队长，可二伯没文化，更不会算账。而且，一个生产队，除了五叔，找不到第二个能写会算的人。不用说，五叔成了生产队的会计。

还别说，这会计虽然不是官，权力却大得很，是生产队的内当家。每天，要给社员们计工分。每月，要统计每家的劳动成果。每年，要计算出全生产队的收入、支出，还要计算出每家每户的透支、盈余。

五叔的工作，看起来就是一把算盘，一支笔，一本账。也就是五叔每天都夹在胳肢窝里的东西，走到哪，夹到哪，从不离身。其实，这是一个生产队的生命，是每家每户老少爷们的饭碗。

五叔的工作很认真，也很仔细。计工分，一般是在田间地头上，现场办公。还要按规定，解释计分的依据和标准。大部分社员，连扁担长的“一”字都不认识，五叔会在工分簿上，指给其看，读给其听，不让每个人，更不让每一户人家有疑问。

最恼人的，是秋后决算。也就是要计算出全生产队一年的劳动成果，以及每家每户的收支情况。五叔一个人，一支笔，一把算盘，要窝在家里好几天，才能计算出结果。

那几天里，二伯虽是队长，却帮不上忙，只能做五叔的助手，当个拿拿递递的伙计。所有的社员们，只能伸伸脖子，踢踢脚，在门口转悠着，在家里干等着。

一个村子，是一家人。当然，这是一个大家庭，是一个太祖爷爷的后代子孙。不用说，有支系，有派别，也就有了亲疏远近之分。大家共同顶着一片蓝天，又在一块田地上劳作、生活，看似融洽，实际上也有着很多说不清的矛盾。这些矛盾，有亲情上的，有权力上的，还有利益上的。虽然，大家都信仰和遵循着集体主义的原则，但是，在具体的接受和对待上，依旧存在着你争我夺的问题。

二伯当队长，五叔是会计。无论是谁，都对这“权力”一边倒的现象，有疑问，有看法。可是，偏偏又是在不得己的状态下，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任谁都说不得，做不得。问题是，人心不死，总有让人猜测、怀疑的空间。于是……

起初，只是猜测、怀疑，并没有什么出格的举动。人世间的事情，很怪，这个“猜测、怀疑”只是一个小小的“点”。就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点”，如同一粒微小的细菌，不经意间，在慢慢的滋生。滋生，滋生，当寻着了一条缝，捸着了一根线，就能更加有序的漫延，再有了一个合适的机会，就会像沉积的岩浆，迅速地迸发出烈火来。

有一年的夏秋之际，正是中季稻的收割之时。稻子收割了，这块田会很快下犁，耙耘后，栽插晚稻。但是，在没有下犁之前，这块田是空着的。而且，收割过的稻田，总有一些稻谷子，撤落在泥上、水里，是放鸭、放鹅的最佳场所。

七爷爷一房的一位叔叔家的自留地，稻子割完了，可稻把子还没有完全运走。我赶着鸭子路过这里，鸭子们看见黄灿灿的稻子，比丫头小子见着亲娘老子都开心，呼啦一下子，奔着稻子而去了。

那年，我还不足十岁。即便我是鸭司令，鸭子们也不听我的话了。无论怎么驱赶，它们照吃不误，不一会儿的功夫，一个整捆的稻把子，被吃得只剩下如同扫帚苗似的稻草了。

这位婶婶个头高，身体也很壮，是全队出了名的干活好手。此时，她甩掉了手里的扁担、绳子，扑下田去，一手揪起一只鸭子，狠命地甩向它处。可是，她的两只手不停地甩，一次也只能甩出去两三只鸭子。而甩出去的鸭子，立马跑了回来，又钻入了抢食的序列中。就这样，她甩她的，鸭子吃鸭子的，丝毫改变不了鸭子们的幸福时光。真正的应了那句古话：“双手难敌众人哟。”

婶婶站起身，看着我。我傻傻的，愣愣的，就如同一根木头。婶婶的脸都气白了，却无可奈何，竟狠狠地在我的脸上抽了一巴掌。然后，一转身，走了。

大约半个小时吧，我妈来了，也像一头愤怒的狮子，手里还拿着一把锄头，一边走一边叫着：“你个混帐东西，敢打我儿子，我不杀了你，是你养的！”

“打哪了，我看看！”妈看到我那被打得红肿起来的半张脸，更加生气，一转身，也走了，嘴里不停地的叫着：“混帐东西哪去了，打我儿子，我要你的命！”

已是傍晚时分，夕阳将一抹彤红的余晖撒在村头，显得宁静、安祥。我将吃饱了的鸭子们赶回家，关进笼子里，却发现家里没人，便又跑出了家门。

谁知道，村子南面的那口大水塘的塘埂上，早己聚积了很多人。一帮是我妈，我的几位伯伯、叔叔、婶婶，还有堂哥堂嫂们，每个人的手里都拿着铁锹、锄头等家伙。另一帮，是七爷爷家那一房的叔叔婶婶，以及兄弟姐妹们，手里同样也拿着家伙。

两帮人，各站在塘埂的一端，就像狭路相逢的两股敌对的穷徒。谁都不让谁，谁都比谁狠。一个个面红耳赤，怒目圆睁，大有一触即发的危险。

“哼，太欺负人了吧，平时我们吃亏都忍了。今个到好，把鸭子放到我家自留地了，吃我家的稻子，也太不把我们这一房放在眼里了吧。怎的，你可看清楚了，我们也不是吃素的！”

说话的，是打我的婶婶。说着，还使劲地举了举手里的扁担。她身后的人，为她助威，也都举起了手里的家伙，似乎就要扑上来，横扫一切了。

敲锣的，是二爷爷家那一房的一个叔叔。他是被队长派去巡察水库放水的，一直在水渠上，好几天都没回来了。现在敲着锣，跑回来报警，一定是出了大事。

“走，柳树队抢我们的水了，狗日的，不给他点颜色看看，还真不晓得马王爷长了几只眼哩。”二伯说着，便最先向我妈这支队伍的反方向走去。

所有的人，什么都不说了。虽然，手里还拿着家伙，却都自动地跟着我二伯，浩浩荡荡的“奔水”而去了。我被婶婶打了的事，婶婶家的稻子被我家鸭子吃了的事，似乎已随着一阵风飘散到九霄云外去了。

我父亲是兄弟中的老三，据说是爷爷奶奶最看重的儿子。他很小就被惯着，很少让其下田干活，还送到学校读了好几年的书，是我们村子里读书最多的人。巧了，赶上了好时代。新中国建立，百废待举，需要人才。刚二十出头的父亲，便顺利的参加了工作，成为国家的人了。

因为父亲的缘故，我也在十几岁的时候，便离开了故乡，闯荡世界去了。这么一去，就是近半个世纪的隔离，便渐渐地与故乡脱节了。

其实，我并未走远，先是在人民公社做事，后又到了县城里工作。匆匆忙忙，碌碌无为，什么都没做好，也啥都没做成，反到把乡情、亲情，弄淡了，弄丢了。直至……

但是，人世间的自然法则，是不可改变的。曾经，看着我长大成人的爷爷、奶奶们，伯伯、叔叔、婶婶们，还有很多兄弟姐妹们，都先后的故去了。其中，有几位走时，我知道了消息，便回去送了一程。而大多数的人，是什么时候走的，怎么走的，我一无所知，根本就是个迷。

故乡离古城不远，城市的发展必然带动了乡村。可是，当城市的规模扩大到一定的程度，又必须要消灭一些村庄时，给人留下的感觉总是怪怪的。我在为父老乡亲们一夜之间，由乡巴佬变为“城里人”而高兴的同时，依旧怀着一份伤感与忧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