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大事情发生了

石建华

                                                         一件大事情发生了

      1971年10月上旬的一天，我们铸造车间党支部的一个支部委员，突然来到模型房，径直来到我的工作台前，要我跟他出去一下，他要跟我谈重要的事情。我莫名其妙地跟在他的身后，一起来到车间外面的一个比较避风的角落，在一截废旧的混凝土预制梁上先后落坐。
　　他异常严肃地问我：“小石头，最近你在车间里，是否听到过，有人在议论涉及到有关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事情？”
　　我实事求是地回答道：“没有，从来没有听说过。”
　　他更加严肃地说道：“现在我是代表车间党支部和你谈话，如果你发现有人在议论，涉及到有关我们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事情，一定要马上向支部汇报。你能否做得到？”
　　我的回答很简单：“能做到。”……
　　这个党支部委员离开我以后，我还在想着他说过的话。是不是又有啥重要的大事情要发生了。是不是又要搞什么政治运动了？前段时间，常听一些人讲起过什么路线斗争。这个名词距离我们这些老百姓太远，谈深奥莫测了。
　　曾经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在我的心目中的印象颇深。那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免得以后惹麻烦。需要你知道的，会有人告诉你，不需要你知道的，最好不要去好奇。反正我也搞不懂，也就懒得去打听。
　　说实话，这几天我在车间宿舍里，隐隐约约地视乎听到过，有人在悄悄地议论着，小心翼翼地议论一些有关国家重要领导人的事，不过，他们说的都很隐蔽，我当时都听清了，可也确实没听懂。如“永远健康的”“跟的最紧的”、“庐山会议上抢先第一个发言的”、“手举得最高的”“紧跟照办的”等等。然而他们到底所指的是谁，谁都没有明说，我也没有弄明白。当时我也只是感觉到似懂非懂的。尽管如此，我还是从直观上感觉到：人家的分析是满有道理的，而且是比较符合客观事实的，也就没有按照那个支部委员的话去做，不但没有去报告。并且在不知不觉中，也加入了他们的议论。
　　在那个时间段里，车间和厂里、以及各个宿舍里，有越来越多的人都在议论这件事。声音也从原来的小心翼翼，变得更加公开化。当然我也听到那些人说得俏皮话，也就越来越大：“你晓得不，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的那个人，在蒙古境内的温都尔罕附近，飞机失事，被摔死了。”听到这些议论，更不明白了。那些人在北京待得好好地，他们上温都而罕干啥去？
　　我始终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会是真实的。更不会想到这个事件的主角会与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直接相联系，更不敢相信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会出那么大的问题。在当时的政治背景历史条件下，谁也没有胆量，敢于指名道姓地公开议论那个人。但联想到国庆前后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来看，我总是一种有预感，可能要有或者是已经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只不过是还没有传达到基层来而已。
　　原定惯例每年一次的国庆大游行被取消了。每年一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招待会，新闻媒介没有透露任何原因，永远健康的那个人却没有出席国庆招待会。
　　1971年的国庆节。整个成都市到处都看不出是在过节，除了几个稍微大一点的国营厂矿或一些机关的门口，挂着几个大红灯笼以表示节日外，城里街道上找不出一点儿过节的气氛。只有副食品商店大门旁边贴着的安民告示上，写着为庆祝国庆。奉上级指示，增加的凭号票供应的几行黑子。那张纸上写着。凭XX号供应猪肉半斤、凭XX号供应肥皂半连等。从这字条上，我们或许还能看得出：现在是在过国庆节。
　　在国庆放假三天里，铸造车间按照厂里的的特意安排，保持30多人的基干民兵排，轮流在车间里荷枪实弹枕戈待旦地值班待命。
　　成都市的大街小巷里，戴着红袖标背着步枪的民兵联防巡逻队，比比皆是。街面上穿军服的人还真不多见，戴着“纠察”、“执勤”红袖章的人在大街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布满了市区的所有街道。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的两只眼睛始终警惕着周围的一切，监视周围可能发生的一切。随时准备处置突发事件。
　　从种种迹象上我们已经有所察觉。中央肯定出了大事，越来越多的小道消息，议论的中心都和当时号称副统帅的人产生着直接的关联，但是谁也不敢明言就是他。
　　又过了几天，厂里武装部的负责人突然来到模型房，径直找到我们的工段长杨师傅，要向他从工段里临时抽调四个年轻人，到武装部待命。这四个人里面，其中就有我一个。
　　我们模型房的四个小伙子，接受了工段长杨师傅的安排。没有二话，不到3分种，就一起来到了厂武装部门口。和各个车间抽调出来的年轻人一起，二三十个基干民兵，全都聚集在厂武装部办公室的门口，在那里汇合了。武装部长来到办公室门口，什么话都没有说，用手一挥，就把我们全部带到武器库。
　　我们都站在武器库门口，每个民兵手里都接过了一支沉甸甸的半自动步枪。在经过了短暂的操枪训练以后，按照厂里的命令，我们都把半自动步枪上那雪亮的刺刀，全部一律打开，从厂部会议室大门外面开始，一直到厂部机关办公楼的周围，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地站满了荷枪实弹的民兵。
　　我的哨位恰好就在距离办公楼会议室门口不到1米远的位置上，这时候，厂里的领导下达命令：“凡是来开会的。只许进，不准出。”
　　不一会儿，厂部机关科室和各个车间的有关领导都来开会了，看到我们一个个全副武装荷枪实弹，在机关楼内外站满了岗哨。
　　他们禁不住充满了好奇，小心翼翼地向我打听：“小石头。你们都这么个打扮儿，站在这儿干什么呢？”
　　“石头，你知不知道，今天这是开的什么会？这楼上楼下和厂部门口都在忙活什么？怎么会这么热闹？”
　　面对着这些平时都是相当熟悉的各位领导。我只能老老实实地告诉他们：“对不住各位领导，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只知道这个会议非常重要，厂里有命令，凡是来开会的。只许进，不准出。”
　　听见我这样回答，他们也都不再问我什么，向我摆了摆手，便一起走进了会议室，这个会议室的大门，不大一会儿工夫，就被人从里面关上了。
　　会议开始了。里面讲些什么，我们在门外，谁也不知道。
　　只是从会议室大门的门缝里，只是在偶尔之间，断断续续零零星星的传出了一些只言片语……“中共中央……坚决批判林彪反党集团……”
　　这时候，我们那几个距离会议室不太远的小伙伴着急了,小声而焦急地问我，“小石头，你听到点儿什么没有？”
　　望着小伙伴们那一个个焦急的神情，我只得根据刚才所听到的一些只言片语，用手先指了指走廊顶棚板上的吸顶灯，又指了指我自己的头。压低嗓音回答了七个字“光头死了，要批判。”
　　大家相互比了一下拳头，都明白了，有人急切地说“向外传，光头死了，要批判。”
　　接着，这句只有七个子的话语，就沿着哨位迅速地传递出去。我们都把手里的半自动步枪举起来，小声地喊着“万岁”“乌拉”。“万岁”“乌拉”一句又一句的欢呼声，随着我们一个个的哨位一直传遍厂部机关周围。
　　三个小时以后，会议终于结束。所有的人从会议室出来，脸上都像放着异样的光彩，各个都是那么兴高采烈地，他们激动地高声谈论着什么：“林彪”“秃子”“反党集团”等词汇不断地传到我们的耳朵里。
　　我们也受到了他们的感染。还没有等到撤岗的命令下达，便急急忙忙地拎着手里的半自动步枪，纷纷送回到武装部办公室，把步枪交给武装部的工作人员，然后立刻车转身，拔腿就往车间工段里跑，都急着要向大家报告这个惊人的大好消息。
　　第二天一上班，全厂就召开了全体职工大会。在这个大会上，厂党委的刘书记，向大家完整系统的传达了中央文件。从正面证实了我们过去所有的猜测，都是完全正确的。毛主席所确定的接班人林彪，在他的反党夺权的阴谋败露后，仓狂出逃在蒙古境内温都尔罕附近被摔死了。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政治运动在中国的范围内全面开始了……
　　1971年9月的一个下午，记得是我们模型房的几个小师哥师弟们，从牛市口的五冶木工厂，拉了一车木料回模型房，刚从卡车上把木料卸完，堆在模型房的木料堆场，准备上三楼，回宿舍休息。
　　我们几个站在宿舍的大门外，偶尔一回头就发现，距离我们身旁不远的模型房大铁门旁边，站着一个瘦小身材干部模样打扮的陌生中年人。举起一只手，很客气地向我们打着招呼。这个人过去我们谁也没见过，的确不认识。那么这个人是干什么的？他到底是谁呢？
　　请看下一节《林副统帅的林与双木林的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