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藏五十年》——第79篇：“四同一通”，其乐融融

益西索朗 · 发表于 2019-7-6 07:46:15

《我在西藏五十年》——第79篇：“四同一通”，其乐融融
在上世纪60年代，巴青的县、区干部下乡，若是有三、四个人，就算是一个“工作组”。贫苦牧民家里的帐篷都很小，有的贫苦户，根本就没有属于自己的帐篷，而是借住在亲戚、朋友的帐篷里。可是按照当时政策规定，工作组是不能住到富裕牧民家的大帐篷里面去的，那就只能够从富裕户那里租一顶帐篷来住。工作组都是自己带糌粑、茶叶和酥油，自己熬茶自己喝。所需要的牛羊肉和奶渣、酥油，就在当地买。
但是当你一个人下乡时，那就只能够借住在贫苦牧民家里了。喝主人家里熬的“沃佳”（奶茶）；与他们同在牛粪土火炉旁边烤火取暖；还要在他们那小小的帐篷里开地铺睡觉。因此，按照县里的统一规定，每天就要付给四同户五角钱的住宿费。这五角钱，现在就是掉在了地上，恐怕也很少会有人愿意弯下腰去拾起来，但是在那个年代，五角钱可以买到两斤半青稞或者是等量的大米。这五角钱由下乡干部先付给四同户，回到区里后，自己再填写一张下乡补助单，由区政府的财政助理员给他“报销”。至于喝了主人家的奶茶，吃了主人家的牛羊肉和糌粑，那就需要自己付钱了。
但是规定归规定，实际的情况是：每当工作干部离开自己的四同户时，往往就会遇到大同小异的一种场面：先是工作干部拿出钱，交给自己四同户的那位老阿妈（或者是老阿爸），接着是老阿爸（或者是老阿妈）立刻就会真心实意地，但又是十分坚决地拒绝。牧民们觉得，帮助他们翻身求解放的工作干部下乡来，住到了自己家里，还是自己带来糌粑和酥油，还要帮助他们劳动，有事情时还会同他们一起商量，是他们尊贵的客人，哪里有收取住宿费的道理？可是干部们若是不交住宿费，那就是侵犯了群众利益，违反了纪律。因此，当这位工作干部离开自己的四同户时，他就要说上好多好多的好话，主人家才会十分勉强地收下那一点点钱。
那一天，送走了区长，我眼巴巴地看着他和他的那匹黑马转过了山口，我的心里头空落落的。因为从那一刻开始，我再也没有靠山了，就只能够依靠我自己，一个人“单枪匹马”来“四同一通”了。
先说说“同吃”，我像那一年在拉萨近郊的南巴乡一样，立刻将自己从区里带来的酥油、糌粑和茶叶全都交给了阿妈玉色，每日里就跟着阿妈玉色一家人喝茶、吃肉、吃糌粑，等到我要离开他们回区里去时，再将住宿费和吃食物的钱交给阿妈。虽然知道会遭到阿妈的拒绝，但是只要向她解释清楚，请求她老人家莫要让我犯错误，还是会得到她的谅解，收下那一点钱。
再说“同住”，却遇到了“麻烦”。原本阿妈玉色一直是舒舒服服地睡在帐房火塘左边那一处“贵宾之地”，就因为我这个“勒基巴（藏语：工作干部）”来了，阿妈坚决要我这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睡在那块好地方，而年过半百的她自己，却要与两个儿子挤在右边那块冰凉又狭窄的地方。我当然是坚决不同意，好不容易阿妈才勉强点了头。可就是这么一个小之又小的片段，却在我的心中留下了一段久久难忘的回忆。每当回想起那些感人的片段，我的耳旁就会响起那一首曲调优美动人的歌：“有过多少往事，仿佛就在昨天，有过多少朋友，仿佛还在身边……”那歌词，可是一字字一句句，讲的就是我那时、那地的真切感受呀！
再说说“同劳动”。自从送走了区长，我就老老实实地将自己当成了达娃永忠的一条“尾巴”，每天形影不离地跟着他：跟他捡拾干牛粪；跟他上山去放牧，同时努力向他学习巴青藏语。真正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不多的日子，我的巴青藏语就有了明显的进步，连我自己好像都有一点点怀疑自己了。
一天我与达娃永忠又上山去拾干牛粪，达娃永忠指点着远处的强曲河对我说：“你看，现在强曲河虽然已经解冻了，但山头还戴着白帽子（积雪）。”他又用手往近处一指，说：“你再看看，冬窝子附近的山坡上、平坝子上，牲畜在这里放牧了大半年，牧草基本上都啃没了，这就叫做‘加切沃杜’（汉语：‘青黄不接’）。牲畜膘情普遍下降，又赶上接羔育幼的大忙季节，母羊需要恢复体力，现在就要抓紧时间，转场到离冬草场较近的‘索衬’（春季草场）去。”
接着，达娃永忠唱了一首歌：
和暖的春风吹来好久了，
白雪极不情愿地逃回了高山尖尖，
牧民们赶着牛羊去远方。
可是秋天刚刚过去，
白雪又立即下山来，
将人畜逼回了格木衬（冬窝子）。
那时候，虽然达娃永忠讲汉话跟我讲巴青话就像是“哥俩好”——彼此彼此。但是有了他这一位好老师，我与阿妈玉色的沟通也就十分方便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时让我感到特“别扭”的语言环境，竟变成了我学习巴青话的最好课堂。
初步掌握了巴青藏语之后，就是“四同”的最后一同 ——“有事同商量”了。那天的傍晚，玉色的小儿子次仁尼马赶着畜群归来，我们三个人坐在土灶边，喝着阿妈给我们倒的“沃佳”（掺有牛奶和盐巴的茶水），我问她，转场的事情安排好了吗？她说：“春季草场不太远，全村都安排好了，两天就可以全部搬完。”
在那些“四同一通”的日子里，我过得很快乐，很充实。美中不足的就只是帐房外面那一条大藏獒。我俩的“沟通”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只要我一出帐房，经过它的“领地”，若是白天，它虽然被粗大的铁链子牢牢地栓在木桩子上，但仍然对我“虎视眈眈”，而一到了晚上，它就被放开铁链子来看护羊群。可我偏偏又有一个起夜的老毛病。总不能够我起一次夜，就要将达娃永忠喊起来一次，帮我看住那只狗。实在没有办法了，我就从那时候开始，每到下午就开始“控水”，尽量不喝茶，尽量争取不起夜。
到了转场的日子，家家户户都忙着在搬家，我感到无从下手，只能在一旁呆呆地看着。达娃永忠看到了，他跟玉色轻声说了些什么，玉色点着头，连连答应着：“亚，亚。（好，好）”达娃永忠向我招招手，我走了过去，他说：“根拉（老师），我们家收拾得差不多了。村里还有一个孤老太婆，我俩去帮她搬家吧。”我高兴地跟着达娃永忠来到阿意（奶奶）博鲁家，达娃永忠告诉我：阿意博鲁起码有80岁了，孤身一人，借住在妹妹家里，但牲畜依旧是各归各。我们来到她家时，她的牲畜已经由妹妹帮助赶往春季草场去了，我们两人就帮她将生活用品整理好，驮到牦牛上，我扶着阿意骑上我的乘马昂巴，我牵着马，达娃永忠赶着驮牛，向春季草场走去。将阿意安排好了，达娃永忠说村里有些人家的羊羔子太小了，走不动，我就和他在各自的马上捆上两只“丝火”（用红柳条编成的小筐），将羊羔装在里面，用马驮往春草场。这就是我来到高口区干的第二件工作。也就是那么短短的几天，群众看我的眼神竟比我刚来时亲切多了。
青草慢慢地长出来了，草丛里还夹杂着一些嫩绿的小叶片。达娃永忠告诉我，那就是“卓瑪”。卓瑪？我心想，一个美丽姑娘的名字，怎么就给了这毫不起眼的小小草？看到我那疑惑的样子，达娃永忠没有再说什么，转身进了帐篷，拿来两把小镢头，一把递给我，喊我跟着他一起去到草地，他蹲下身，一连挖出来好几棵小小草，那小草的根，竟然是一粒粒棕黄色的小块根。达娃永忠领着我来到小溪旁，将那些块根洗洗干净，递给了我几颗，说：“你快尝尝，这小东西味道怎么样？”我犹豫不决地将一粒放进嘴里，咀嚼了几下，真是香甜可口。达娃永忠告诉我：“这卓玛，汉族干部叫它蕨麻，它可是我们这里的一个宝贝。解放前，穷苦牧民逢年过节能够吃到的高级补养品也就只有它了。” 过了几天，不少妇女和小孩开始挖卓玛了，我也就参加了进去。很多汉族干部也爱吃卓玛，还给它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人参果。
一天晚上，玉色将人参果洗净煮熟，再浇上熬化的新鲜黄酥油（由牦牛奶提炼出来的。而羊奶提炼出来的酥油是白色），给我和达娃永忠兄弟俩每人盛了一小碗。那味道，我只是觉得好，但是要我用语言将这个‘好’准确地表达出来，我又不知道该怎样来形容它了。这就是巴青鼎鼎有名的一道美食——“卓玛玛儿果”！除非是来了贵客，平常是很难吃得到的；但是到了藏历年的除夕之夜，家家户户的小桌子上，就一定要摆上这道美食。
那时候县贸易公司也在收购人参果，一斤八角钱，跟黄酥油价格差不多。听说还运往北京，作为高级保健食品。那段时间，帮助玉色家挖人参果，也就成了我“同劳动”的一个重要内容。
又过去了十来天，区长过来看我。我说：“这些天，我真的被逼得走投无路了，但‘死而后生’，现在总算不是一个哑巴了。可是要我独自一人组织群众开会学习，宣讲政策我还是有一些困难。”区长笑着说：“我早就知道你会说这样的话。”接下来，他从“达作”里拿出几份藏文报纸，说：“这都是一些老掉了牙的旧报纸，但有它总比没有强。晚上有时间，你就和达娃永忠一起组织大家读读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