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藏五十年》——第174篇：我当“助理保姆”

益西索朗

                         《我在西藏五十年》——第174篇：我当“助理保姆”
       我的儿子、媳妇都在那曲地区气象局工作，工作都很忙，小孙子刚刚10个月，就被送到拉萨来了，奶奶珍沁也就提前退了休，给孙子当保姆。我的任务是给珍沁“打下手”，陪着小孙子玩，当“保姆助理”。
       日子过得实在是快呀，就像是一眨眼，小孙孙已经三岁了。（只是那时候，我还没有退休），只要一有了空闲时间，我就让他坐在我那一辆 “飞鸽” 28自行车的横梁上，在金珠西路上来回“漫游”。他牙牙学语，但是很爱问“为什么？”比如：看到了一辆公共汽车，他就问：“这是什么车？”我也就告诉他：“这是公交车。”他再问：“公交是什么？”我回答：“公交就是大家的汽车，也就是人人都可以坐的车。”这时候，对面又开过来一辆小轿车，他又问：“这是什么车？”我告诉他：“小轿车。”他又问：“为什么叫小轿车？”我反问：“它跟刚才那一辆公共汽车哪一个大？”他回答：“这个小。”我对他伸出大拇指，说：“你真棒！会分辨‘大、小’了。”过了几天，他又看到了一辆小轿车，还是问：“为什么叫小轿车？”我说：“等回到家里再告诉你。”
       回到家里，我就找来一只小火柴盒子和几节小铁丝、小木棍，再拿来小剪子和不干胶，跟他一起动手，做成了一架“轿子”。然后告诉他，古时候，没有汽车，也没有大马路，当官的、有钱的人出门时，就坐进轿子，再由两个人（或者是几个人）抬起轿子往前走。这次他却问：“一个人坐轿子，两个人来抬，这是为什么？”我说：“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只是你现在还小，以后再告诉你。”
       我们祖孙俩，那年月在金珠西路上的对话，大多就是这样子进行的。
       回到了家，每当我陪着小孙子，看完他喜爱的电视剧后，我都要求他将自己感兴趣的某一件事、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句话讲出来，我就利用旧报纸，用毛笔写上那几个字，直接贴在伙房的墙壁上，每当吃饭时，他低头抬头，就都可以与这些“朋友”见上一面。就是靠着这种土办法，“学而时习之”，天长日久，没有费力气，更没有花几角钱，小学生在课堂里要花费好多时间学习的一些常识，就在这“不知不觉”之间，悄无声息地映入了他的脑海。就像杜甫一首诗里面说的：“好雨知时节， 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
       就是靠着这个土办法，日复一日，冬去春来，草儿慢慢地从地下探出了头，接着又发芽了，遍地的野花开得灿烂多姿，全都沐浴着春晨的阳光……小孙子也就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之下，学会了简单的加、减、乘、除，还学会了好多的单词和短句子。
       对于小孙子的这种教育方式，我都是依照母亲当年在贵州教育小吴哥和我俩兄弟的老办法来做的。当年在贵州的安顺，母亲在给我们仨讲天方夜谭的那些故事时，偶尔也会习惯成自然地插上几句英语，但是母亲从来也没有教过我们英语。如今我才明白了，在那个残酷的战争年代，母亲心目中的“学生”，其实就只是一个小吴哥，因为母亲希望他能够多识一些字，再读一点书，长大之后不会再是一个“睁眼瞎”，再赶快回部队去杀鬼子！仅此而已。而当时我俩兄弟，年纪还小，只能算是小吴哥的两个“陪读”，因此，英语从来也没有纳入母亲的“教学大纲”。
       但是如今，我要辅导小孙孙。除了语文、数学和自然常识，英语也十分重要。可是我连英文那26个字母也写不全。这该如何是好？一次去昆明开会，那一天回到住处，我顺手打开电视机，就看到正在介绍昆明黄波英语学校。刚好第二天下午又是那个年代开会“必不可少”的一项“议程”——游览参观。对于这个议程，我从来都不感兴趣，如今正好利用这机会，去黄波英语学校“取经”。 校长黄波对我说：“孩子学外语，要早起步，3——12岁，是小孩子学外语的最佳时期”。那天我花了一百来块钱，就买回了黄波英语初级班的14盘磁带和书本。如今，我只想举出那教材里面的一句话：“问：今天吃什么？黄小姐。”，答：“和昨天一样，牛奶、鸡蛋和面包”。 我觉得这样的教材，对于小孩子来说，就是最好的“因材施教”。我庆幸自己用“买豆腐的钱”，请到了一位“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英语好老师！
       回到拉萨，我这个没有学过一天英语的人（我在1950年读的那一年初中，学的是俄语。可是如今回忆起来，就只是记住了俄语开头那四个字母：阿、波、喂、格），也就是靠着14盒录音磁带和书本这两位好“老师”，我为孙子“开了”英语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