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藏五十年》——第88篇：“格波郭色”（2）

益西索朗 · 发表于 2019-7-10 11:0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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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西藏五十年》——第88篇：“格波郭色”（2）
一次我去县，将区里的阶段工作报告交给了刘书记。书记对我说：“高口区东南部索曲、强曲两条河的交汇处有不少宜农的荒地，眼看着那么好的地白白地荒芜着，真让人心痛啊。”他的这一句话，可是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过的，我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他的这句话。书记又说：“索县的雅拉、羊乃两个乡与你们高口仅一河之隔，他们历来就种植青稞。而且从地势上来讲，他们地处阴坡，你们处于阳坡，你们的日照时间比他们长，种植青稞肯定没有问题。可就是因为，巴青是‘纯牧业县’，索县是‘半农半牧’县，一个‘纯’，一个‘半’，一字之差竟将一些同志的思想也……”说到这里，他打住不说了，用手搔了搔灰白的头发，自问自答般地说：“这是一种什么思想？我一时还真没有得出答案。”而这时候，我却记起了达娃永忠给我讲的那个故事。我就说：“强曲汇入索曲的三角地带，东边属索县羊乃乡，青稞地多得很，历年的收成也不错。西边属前塔乡，地名叫强雄，据老人们说，很早很早以前，那里有一座苯教寺庙永中林，元代时被‘索波达马’（蒙古骑兵）烧毁了。虽然我没有见到有关的文献资料，但是现在在那里，还能够看到残存的石头墙基脚。我同前塔乡的达娃永忠就去做过调查，那里的土壤肥沃，若能够将它开垦出来，可是一个小聚宝盆。只是那里地势比较高，强曲河水引不上来。如果能够从易塔沟里引来水，那儿保不定还真的能变成一个小小的南泥湾。”书记仔细地听着我的话，时不时还在本子上记上几个字。我讲完了，他笑着说：“你刚才讲得挺好呀。我们现在就一起去找农牧科老莫，听听他的意见。”
我回区路过意雄村时，就直接去找阿妈玉色和达娃永忠。达娃永忠说：“那些地能够开垦出来当然好，只是引水太困难了。”可没出一个月，区里就接到了县农牧科的通知，说县里已经同地区水利队联系好了，马上就会派技术员到强雄来测量修水渠，要区里提前做好准备。1965年，前塔乡在强雄修好了水渠，开垦出了一片耕地，县农场的老滕还无偿支援了一批青稞种子，第二年种植的青稞就有了“九果儿”（藏语：种子十倍）的收成。（当时群众计算产量的方法是：每亩地用种子一克（约合27市斤），收成达到270斤就叫做“九果儿”）。后来我调到地区工作，一次妻弟来那曲，告诉我说；“1973年，前塔乡成立了人民公社，易塔生产队还在索曲河边盖起了几间土房和一个大院子，农业基地已经初具规模了。”
另有一次，烟塔乡的绵羊得了一种怪病，先是不吃草，整天爬在圈里起不来，接着是发高烧，很快就死了。曹书记让我立即写个疫情报告送到县里去。刘书记看完报告，说：“根据你们反映的情况，烟塔乡绵羊得的很可能就是‘睡死病’。”我感到很奇怪，还会有一个睡了就会死的病？书记看出了我的疑惑，他说：“这种病，书上没有记载。那还是地区兽防总站的老站长窦新民同志确诊之后定的名。那确实是一种传染很快、死亡率很高的疾病。现在县兽防站的同志都下乡去了，县委即刻给地区发电报（那时候县里还没有长途电话线路），请兽防总站派医生来。另外，我现在就交给你一个任务：总站医生来了以后，由你全程陪同，而且这也是你自己一次学习兽医的好机会。另外，以后下乡时，还要多留心，向老牧民收集一些民间单方。”我说：“在拉萨时，我就看到一些藏医给人治病前，还要焚香念咒，那可都是封建迷信的东西。我去收集民间单方，别人要是说我搞封建迷信怎么办？”刘书记说：“话可不能这样说。去年，小唐（书记的通讯员）舌头上长了一个小疙瘩，痛得很厉害，别说吃东西，后来就连说话也张不开嘴了。张医生将卫生院的好药都给用上了，就是不见效。张医生还对我说，别看那一个小疙瘩，可是一个毒疔，就是在内地也挺难治的。后来还是弋县长（青海藏族）从易塔区一位老藏医那里，要来了一些灰褐色的药面面，让小唐一天几次撒在小疙瘩上，又服了一些藏药，才将病治好了。我觉得这藏药还真有学问，就去问弋县长，那药叫什么名字。县长说那是将狼舌头晒干研成粉，再加上几味藏药制成的。张医生也说了，巴青群众中就有很多民间偏方，挺有研究价值。他举了一个例子，说婴儿肚脐上的那一小节脐带脱落之后，人们就会将它阴干保存起来，遇到小孩子以后患口疮和水泡这些毛病，用干脐带泡水给小孩一喂，往往是药到病除。张医生说有资料介绍，国际上也正在研究胎盘和脐带的药用价值。”看我听得十分专注，书记的兴趣也上来了。他说：“当然也还有另一种情况。一次我去江绵区，区长塔初汇报工作时，说他们那里有人得了‘起纽’（狂犬病），我当时一听就吓了一大跳，别说县里，那时候就连地区也没有狂犬病疫苗，而狂犬病的死亡率是相当高的。但是接下来当我问起详细病情时，塔初却像讲故事一样地笑着说：那位病人上山去放牧，看见了一条大张着嘴，夹紧尾巴的野狗从他近处跑过，当时他也没有什么感觉，可过了十来天就发病了。发病以后什么也不想吃，后背疼痛，浑身无力，怕见人，有时憋不住，还会跑到山上去胡喊乱叫，发起疯来几个人也按捺不住。我进藏前在农业专科学校工作过一段时期，多少也懂得一些兽医知识，可是塔初说的这‘狂犬病’的传播途径，仅仅是‘看了一眼’就通过空气传染上了，这就让人匪夷所思了，恐怕全世界也没有先例。我让塔初继续往下讲，他说：治疗方法是请来一位‘哈帕’（跳神者），先是念经请神，待神降临之后，那哈帕继续狂舞一通，拿出一条哈达，一头按在病人胸口上，另一头连着一根兀鹰的胫骨做成的管子，哈帕用嘴咬住管子用劲吸。就从病人体内将小狗狗吸出来了，再吐到一只小铜碗里。塔初说那可是他亲眼所见。我问他：‘你真的看清楚了吗？’这时候他却支支吾吾地说：‘看是确实看到了，但当时我的心里太紧张了，只看到一些灰白色蠕动着的小东西，也没有看得太清楚。’这就对了。这哪里是什么狂犬病？依我看，那所谓的治疗，充其量也只能是一种安慰疗法。”
话说到这里，书记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水，意欲未尽，又接着讲开了：“我上面讲的都是一些表面现象，你甚至可能会将它当成故事来听。可是，这些现象后面的本质是什么呢？根源又在哪里呢？”我心想，真不愧是中专学校的校长，四年多没有机会给学生讲课，现在竟将我这个只读过一年书的可怜虫，当成他的学生，考问起来了。书记好像并不须要我的回答，接着又讲了起来：“进藏前，我就看过一些资料，知道西藏是一个全民信教的地方。但是我到了巴青之后才知道，巴青全民信奉的却是西藏的原始苯波教。在我看来，植根于藏族古代社会的苯波教，与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信奉的萨满教有些相似：崇拜天、地、日、月、星辰、雷电、山川等等自然现象，后来苯波教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和发展，发展成为有成熟的经文以及系统化的教规仪礼的人为宗教，但是自然宗教的影响还是存在着。譬如巴青的老习惯，说妇女在帐篷里生孩子会得罪灶神，临产时就要在帐篷外面搭一个小蓬子，地上垫上干羊粪渣。孩子刚生下来，用一绺羊毛将脐带扎住，再用小刀一切了事，从来就没有消毒一说。而且，三天之中，产妇母子就要一直呆在那小蓬蓬里，被弄得满身满头羊粪沫，这个习惯就很需要改进。”
刘书记加重了语气，又说：“你想想，几千年的一条时间长河，一个全民信教的民族，毫不夸张地说，宗教的教义已经天长日久，点点滴滴渗透进人们的灵魂中去了。别说冰冻三尺，就是三丈、三十丈也该有了！所以我觉得对于群众的某些习惯，我们现在所要做的，首先就是要彻底抛掉我们自己那些没来由的优越感，真正站到群众的立场上来，客观地研究、仔细地鉴别。凡是精华，我们就要让其发扬光大；但即使是糟粕，也只能耐心地等待群众的认知水平提高之后，由他们自己动手去改进。越俎代庖只能是费力不讨好啊。”
书记端起水杯，又喝了一口水，笑笑说：“你看我，离开学校都快四年了，可一说起话来，又好像回到了课堂上。”我连忙说：“书记，我来巴青，就是想学好藏语文，再好好学习西藏的历史，若是有那个命，今后还想学着写点小东西。今天能遇上您这样的好老师，莫说三生，就是四生也有幸了。”
后来，我就按照书记的意见，与区里的兽医结成“对子”，一起去下乡，平时他协助我做一些群众工作；他给牲畜治病时，我就给他当助手。而且，每到一处，就向老牧民、老藏医（他们大部分都是喇嘛），请教治疗人、畜疾病的土方和偏方，到了1966年，已经收集了几百条。可是到了文革，就有人贴出了大字报，将这定为我的一大罪状，说我坚持反动的官僚地主家庭立场，搞封、资、修。1969年，那一份草稿，也被动乱分子给抄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