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藏五十年》——第111篇：我成了“走资派”

益西索朗 · 发表于 2019-8-4 02:50:08

本帖最后由益西索朗于 2019-8-4 03:00 编辑

《我在西藏五十年》——第111篇：我成了“走资派”

下个月，我又去县里报帐、领款，刚好遇见了刚调到巴青县不久就“靠边站”了的县委第一书记刘涛（刘政文书记已经调到地区去了）。他问我现在每天都在家里干些什么？我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没有事情干，每天就是在家看看书、钓钓鱼。”他说：“县里成立了生产指挥部，我被安排当办事员。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抓革命，促生产。现在同志们都在抓革命，但是生产也需要人来‘促’呀。我建议你主动到各乡去转一转，组织群众学习《红旗杂志》上的文章。看到生产上有什么问题，就给我捎个信过来。”我心想，这下子总算是有工作可干了，就高兴地答应了他。刘涛还给了我两本藏文版的红旗杂志。回到区，我给区、乡干部发完工资和生活补助，就高高兴兴地到易雄村去，找到了乡文书达娃永忠。他正坐在羊圈里缝羊毛垫子。我将刘涛书记的话讲给他听，他连连点头，说；“那好，久木家的帐篷大，今晚上我们就在那里学习。现在我就去通知人。”说着话，阿妈玉色也走了过来。老阿妈问我：“现在县里、区里都在造反，你怎么敢一个人到乡下来了？”我说：“县里新来的刘书记要我到乡下来，组织大家学习抓革命促生产的文件。”玉色叹了一口气，说：“这一向，‘志’（山雀）成群结队飞过来又飞过去，看这天气，今年肯定有雪灾，再天天这样‘建落’（造反）下去，怎么得了啊。”
那晚上，我和达娃永忠来到久木家，久木的儿子仁增在藏北伦坡拉石油地质普查队当临时工，也刚好回家来休假。伦坡拉还是1958年班戈湖地质队进行过地质普查工作的一个“点”，我也去过那里好几次，可现在石油普查队连千米大钻机都拉上去了。我和仁增聊着382（伦坡拉工程的简称）的情况，达娃永忠坐在酥油灯旁，低头翻看着那两本红旗杂志，挑选今晚学习的文章。这时候，参加学习的人们三三两两也都来了，达娃永忠在我耳边低声说：“来的都是‘酿木则’（联合派，后称‘大联指’）的人。‘建落’（造反派）一个也没来。”我说：“不管哪一派，学习都应该参加。”达娃永忠说：“今天他们没有来就算了。下次我一定通知他们。”他开始唸：“最高指示：‘抓革命促生产’。”接着说：“现在我们学习红旗杂志的文章……”刚刚说了这半句话，突然几位不速之客裹着一阵冷风，冲进了帐篷。那盏酥油灯，也差一点点就被这一阵风给刮灭了。他们站在帐篷门旁边，其中一个人的手里拿着一本“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另一人用手电筒在一旁为他照明。拿宝书的人毫不客气地打断了达娃永忠的话，高声念道：“最高指示：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在前塔，我从来也没有见过这个人。达娃永忠悄悄在我耳边说：“这是曲某某，易龙家的私生子，1956年去内地学习，后来分配在昌都工作，听说这次是回来休假的。”最高指示念完了，曲某某开了腔：“王寿民，我们革命群众要问你几个问题，你必须老实交代。”这时，帐篷外面又进来几个人，站到了曲某某背后，助威似地喊道：“滴因多！滴因多！（藏语：就是呀！就是呀！）”原来坐在帐篷里面的人也乱了起来。看着眼前这个场面，我听人讲过的，1959年以前巴青地方土匪惯用的手法“阔儿德棱”呈现在了我的眼前——
月黑风高夜，帐篷里面的人都睡下了，而这时候，忠诚的卫士——藏獒，偏偏又不见了踪影。只见几条黑影悄无声息地接近了帐篷的四只角，一齐动手砍断固定帐篷的四根粗绳索。帐篷立即塌了下来，里边的人被压在帐篷下面拼命挣扎，来人踩到帐篷上面，狞笑着用长刀对准蠕动处扎下去，一刀又一刀……。
想到这里，我立即站起身来，对达娃永忠说：“你们继续学习，我跟他们到外面去。”来到帐篷外面，已经升起的月亮，将四周照耀得如同白昼一样地明亮。我刚才还被一只无形大手紧紧捏住的那一颗心，总算是落回了肚子里。十几个造反派将我团团围在中间，有的人还动手将我推过去又拉过来，后来连穿在身上的皮大衣也让他们给扯掉了。曲某某问：“王寿民，你是什么家庭出身？”我老实回答：“地主官僚家庭出身。”他又问：“前塔乡的正副乡长和文书都让你这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撤了职，你这是迫害贫苦牧民，是阶级报复！”曲某某的话刚完，四周响起了一阵口号：“打倒小地主王寿民！”、“打倒小官僚王寿民！”、“敌人不投降，就坚决消灭他！”
口号喊完了，我说：“那一次改选乡干部，是全乡群众投的票，又经过县人民政府批准的。况且，他们是乡长，大小也算是一个当权派，我只是区里的一个小文书，哪有那么大的权力撤他们的职？”曲某某又问：“乡长、文书的刀枪可是你没收的？”我说：“刀枪是上级配发给乡干部的，他们落选了，刀枪当然应该移交给新当选的干部。”第一轮的质问到此为止。几个造反派与曲某某到人群外面去嘀咕了一阵子，又转身进来，某某声色俱厉地问我：“王寿民，你家是大官僚，你老实交代，你杀了多少共产党？”我说：“我的家乡衡阳1949年就解放了，那一年我刚十一岁，还算是个小孩子，没有力气拿枪，更没有杀过共产党。”我的回答引起一阵笑声。我抬头一看，达娃永忠和大联合派的那些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已经围在了造反派的外面。我的心踏实了好多。这时候，次登一声大叫：“王寿民，那次灭黑毛虫时，我就对你说，我想走社会主义道路，多给乡里干点事，你不让我干，你想让我跟着你走资本主义道路。”我说：“你灭虫时工作表现好这不假，当时区里的临时负责人仁青还表扬过你。但你后来没有能够当上乡干部，是群众没有选你，与我有什么关系？”他有点着急了，大喊起来：“你说自己是个区文书，我听人说区里开会都是你主持，书记只是坐在旁边喝茶抽烟，你才是一个真正的走资派！你这个反动的走资派，今天就必须将没收的刀枪交还给我们造反派！”没容我回答，达娃永忠憋不住了。只见他几步来到人群中间，右手还紧紧地攥住斜插在他的腰带上、原先属于乡文书次旺的那一把锋利腰刀的刀把上。他气愤地说：“刀枪是县里发给我们的，要交，也只能交给武装部的金珠马米（藏语：解放军）！”
这时候，人群自动地分站到了两边。我一看，达娃永忠那边的人是多数，几把腰刀也还别在几个现任乡、组干部的腰带上，刀鞘正被明亮的月光照得熠熠发光。这时候，我才觉得自己身上冷了起来。便从地上检起皮大衣，抖抖灰，披到身上，放缓声音，对曲某某说：“听说你也是参加工作好几年的干部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你们要刀枪，应该先到县武装部去问问清楚。”某某这次没有吭声，又是次登在喊话：“以后不准你这个走资派到易雄来！”我说：“我在内地参加工作时还不到十三岁，就是因为家庭成分不好，直到今天，一直是一个普通干部，谢谢你今天‘提拔’我当上了走资派。今天是县人武部生产指挥部派我来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你们若是有意见，可以到人武部去反映，他们不让我来，我保证再也不来了。”一个我不熟悉的声音在后面喊道：“你要来也可以，先要参加我们这一派。”我说：“我是个官僚地主崽子，是革命的对象，又是你们提拔的走资派，哪里有资格参加你们造反派。”那天的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后来我又去县里报帐，罗地笑着说：“根拉，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呀。连你这个小文书也“提拔”成了‘当权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