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藏五十年》——第129篇：又遇到好人塔局长

益西索朗

                                       《我在西藏五十年》——第129篇： 又遇到好人塔局长
        就这样，我被分配去了地区农牧局。还真是“缘分”，我又遇到了我的一位大好人——塔马局长。
        那时候，正是全国轰轰烈烈学大寨的日子，西藏学大寨的两面“红旗”，农业红旗是山南地区隆子县的列麦公社，牧业的这面旗子就是那曲县的这个红旗公社。我去农牧局上班才三天，也没有给我分配具体的工作，就跟着局长去这面“红旗”工作。局长告诉我：这是刘政文副主任的指示，让我先跟着他下去，熟悉一下环境，然后就该是我独自下去工作了。可是，那曲地方的藏语方言跟巴青藏话差别也实在是太大了，开始的那些日子，“正县级”的塔局长，却成了我这个“大头兵”的翻译。我只是将他翻译过来的情况，尽量完整、准确地记录下来，也算是给他当了一个“笔记本”。
       有些时候，地委的热地书记也会到红旗公社来，和我俩一起，骑马下乡搞调研。一路上塔玛局长和热书记有说又有笑，很是亲热。后来我才知道，他俩原来是“发小”，小时候就在一起放牧牛羊。
       每当到了一个新的住处，他俩就将我安排睡在牧区帐篷里面那“贵宾”的位置（靠近灶台，比较暖和）。我心里想，这两个人，一位是地委书记、另一位是我的领头上司，正县级的大局长，我却是一个戴着地主+官僚崽子帽子的另类人，我哪里敢接受如此的安排？热地书记却坦诚地对我说：“听塔玛同志告诉我，你也是1938年生人，我们三个人就是“罗嬢”（藏语：同庚）了。老王同志，你是一个汉族人，从内地来到西藏，帮助西藏人民搞建设，将你照顾好，是我们的责任。”热地书记那平淡似水的一席话，让我心里感到好温暖，也让我记忆到如今！
       闲暇时间，塔局长还跟我聊天，一次他问起我的家庭。我说：“您是问内地的那个家还是现在巴青的这个家？”他笑着说：“不管哪个家，你想说哪一个都行。”我就先给他说了内地的那个家。当我说到那是一个地主+官僚的大家庭时，塔局长不笑了，但他很坦诚地对我说：“1965年地区召开干部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时，我还是地区电影放映站的放映员。那一天，你在大会上汇报自己学习毛选的心得体会，我就坐在下面听。你头一次进藏又中途返回，宁愿退职当农民，想方设法也要来西藏。在拉萨那么好的地方，你又主动要求来那曲，你还将巴青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那时候我也就对你有了很深的印象。就像我过去下乡给群众放电影，只要看到感动人的场面，我就会跟着流泪，你的经历也深深地感动了我。这次你来农牧局之前，刘副主任又将你的情况详细向我做了介绍。你一定要相信党的政策，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
       塔局长推心置腹的一席话，让我好感动，我觉得他真同高口区的扎西区长一样地好。我在心里感谢上苍，感谢命运老人，又让我遇到了一个大好人！渐渐地，我俩更加熟悉了，谈话也就更加随便了。一次我大着胆子对局长说：“我在巴青工作了整十年，可这次调来那曲时，县委负责人M连个鉴定都不愿意给我写。我妻子珍沁是当时雅安多区委计划第一批发展的新党员，可是报到县委后，他不但不批准，反过来还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没有批准珍沁同志入党，就是为了帮助我们两个人共同进步。”局长要我将详细情况，再详细地给他讲一次。后来他说：“还有这样的事情？有组织在，这件事你就不要管了。”
       过了不久，地区召开县委书记会议，局长也去参加了。会后他高兴地对我说；“上次你说的那些情况，我都向地委曹书记汇报了，书记又转告了巴青县人武部的孙政委，他现在是巴青县委第一书记。孙政委对这个情况也很重视，他对我说，一回到县里就将情况调查清楚，然后立即替你解决。”过了不久，那位M来地区开会，见到我时，言不由衷地说：“珍沁是个好同志，上次没有批准她入党，只是想先放一放，也是为了你们俩能够共同进步，这也是组织上的一片苦心，希望你能够理解。这次县委已经正式批准了珍沁同志的入党申请，没有预备期，党龄从1973年7月21日算起。你在巴青工作十年的鉴定，我也交给地委组织部了。”我说：“个人鉴定好像应该先让本人过目吧？” M支支唔唔，皮笑肉不笑，勉为其难地说：“一来地区就忙着开会，也没有见到你，我就将鉴定直接交给组织部了。你若是不放心，自己到组织部去看一看也行。”我说：“我相信组织，既然已经交上去了，我就不用看了。”
       一次我与塔局长闲谈时，他又问起了我的那两个孩子。他说：“你1964年在牧区安的家，算起来，你那两个孩子也该要上学了。刘副主任已经同我商量，准备将珍沁同志调上来，考虑到她在民主改革前就给人当了十年的牧工，先去地区种畜改良场担任党支部委员，协助场领导做好女牧工的思想工作。行政职务是保管员。”
       我拿着地区农牧局的介绍信回到巴青，找到县武装部的孙政委（他还兼着县委第一书记），一来感谢他主持公道，同时向他报告珍沁调那曲的事情。孙政委很快就派人，将珍沁调动工作和两个孩子的户口迁移手续办妥了。
       那一天，我和珍沁回到格尔滩，将要搬到那曲去的事情，告诉了阿妈。她老人家笑嘻嘻地说：“我早就说了，孩子小时候，你俩不用管，由我这个老阿依（藏语：奶奶）来带。你俩只要安心工作就行了。现在孩子长大要上学读书了，当然要跟着你俩到那曲去。”珍沁依依不舍地对阿妈说：“等我们在那曲安顿好了，就来接您过去和我们一起住。”阿妈笑着说：“你俩带着孩子去了那曲，你们的妹妹、弟弟还在这里呀。我这一辈子是离不开格尔滩了。”
      1975年，珍沁又由地区种畜改良场调到地区水利队，我俩总算是在那曲镇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小窝，我们好说歹说，将阿妈接来那曲住过一段时间。但她一听到汽车的鸣笛声，头就会发昏；晚上那用柴油发电机发出来的微弱电灯光，因为电压不稳而时明时暗，更让她老人家感到受不了。但是我俩知道，她心里最放不下的还是留在格尔滩的一女一儿，住了不久她就回巴青去了。
       那时候，农牧局已经给我配备了一架120海鸥照相机，阿妈临走时，我就在自己家门前照了这张照片。（这也是阿妈来到这个世界上，今生今世唯一的一张照片。照相时，阿妈嫌椅子太高了，坐着不舒服，非要自己搬来个小板凳坐在了右边，左边是妻的表姐珍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