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星场的碗儿粑

诗人孙文俊 · 发表于 2019-8-12 11:1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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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老家天星镇，长久一点的喊法都说的是天星场。天星场历来是大关县比较繁华的乡镇，历史上经商的人多，主要商贸往来于川滇之间，川文化对此地影响较大。在我儿时一听到谁家与谁家关系铁，都会说到上几辈人去四川背盐巴卖耍起的来形容。市场繁荣，街上小吃丰富，天星场的碗儿粑在四方都有名，传统源于农村的吊浆粑，用米浆通过发酵后，在蒸笼里用竹篾条做一个小园圈放好，将米浆用白糖搅拌后放在园内圈蒸，蒸熟后像一个碗儿形状，碗儿粑由此得名。农村的吊浆粑没有天星饭店的碗儿粑好吃，关键是吊浆粑里没有糖，那时糖是比较珍贵的东西，农村户口，每户过春节才发一斤糖票，或者农村妇女生小孩坐月子，由大队开证明，到公社去盖章核定后可以申请一斤糖票。虽然有讲究一点的农村人，如果自留地种有几根甘蔗或用嫩苞米杆压汁当糖，太费力更容易把浆弄坏，吊浆粑里很难有糖，蒸熟后一般有点反黄，吃着反酸，不能与天星饭店的碗儿粑媲美。碗儿粑里放的是白糖，蒸熟后粑晶莹剔透，面上呈现出蜂窝眼，咬在嘴里软绵绵的，含在口里甜甜的，只要上街经过饭店门口时，谁都会多看几眼，咽几次口水。碗儿粑香甜，作为农村人要吃上一个还真不敢想象，因一个碗儿粑需要一两粮票五分钱才能买到，是计划供应的商品。但作为农村孩子的我还真吃了不少，碗儿粑也成了童年深深记忆。
在那贫困的年代，教育网点太少，虽然在父母养育我们兄妹时，与当时的农村人比较是重视教育的。到我要读书的年龄，读书很不容易。兄妹中比我大的有一个哥哥错过了读书的年龄，父母心中就很内疚，在我六岁时就给我念读书的条，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生拉活扯的要把送我去读书。要去读书，只有天星镇完小是离我家最近最好的学校，有五公里多的路程。由于身体差个头小，加上周围的小孩没有读书的氛围，能去上课的都是父母用棍棒逼着去的，我也厌学不想读书，自己既没能耐但性格还刚，不要说父母用棍棒打我，就是他们说的话我不接受，可以在暴日下一动不动晒半小时，现在手臂上的老雀斑估计就是当时起来的。父母比较爱我，又不象其它家用棍棒来收拾，只有采取鼓励，叫我去上课，每天买一个碗儿粑吃，从此我与碗儿粑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上学可以吃一个碗儿粑，今天回想起来真是何等的奢侈。不要说粮票农村没有，就那五分厘币又是何等的珍贵。很多农村人家劳动一年，分了口粮还超支，都要靠自留地种点小菜卖了赔账，甚至有个别人家永远还不上超支款而成为生产队的烂账。父母能让我读书时去买碗儿粑做零食吃，真是举全家之力要我读书了，这在当时的城镇居民娃儿都不一定做得到。但我家当时还处在有能吃碗儿粑的条件，特别是粮票有一定的来源和保障。我们家兄妹六个，我读小学时小的弟妹还未出世，父母正处壮劳力阶段，加上平时父母都很节约，生活虽艰难，真正饿饭的时间少，父亲原来出去工作过几年，母亲又是党员，相对其它人家环境卫生要好一点。那时候运动多，我家住生产队处在交通沿线，到我们家生产队的工作队多，工作队一下来都要求同吃同做同劳动，下来的工作队一住就是几月，队员白天参加劳动，晚上开会，住宿大部分时间可以住生产队的保管室，但两三个队员又办不了伙食团，吃饭在当时是队里难办的事。刚到队上时，可能有热情的人喊吃饭，时间久了喊的人就不多了，更何况很多人家还没饭吃，收工时就由队长安排在哪一家老百姓家吃饭，后来在一些文学作品出现的“派饭”一词就是这样来的。在那阶级斗争为纲年代，母亲是党员也表现积极，加上工作队员到党员家吃饭也放心，只要到我们生产队工作过的人，父母请来吃饭的多，自己主动来我家吃饭也不少，至少来过我们生产队的工作队，百分八九十都到我家吃过饭。根据那时下乡规定，在老百姓家吃饭，开初一顿饭要开二两粮票五分钱，如果遇着老百姓家有肉吃就加五分钱，再到后来的四两粮票两角钱，吃肉加一角。父母也没计较钱和粮票来的是否坚刚，只要我去上课，有工作同志来吃一顿饭就是我第二天的响午（农村人说响午不是正餐是零食的意思），如果遇到吃了肉，两天的碗儿粑也有了保障，自己从来没想过合算与否，开初也未对父母推迟过。
   天星街上小吃原本是比较多的，包子、油条、油炸粑都有名，可这些都是一两粮票六分钱一个（条），碗儿粑是一两粮票五分钱，这不是便宜与贵的关系。首先是钱不好装，那时的衣服很节约布，衣服上的荷包（口袋）少，玩心大，什么东西都往里装，大部分时间口袋是漏的；加上书包是两块布一缝起，虽然书本不多，但在放学或课间，小孩儿大部分不是学校的楼梯上梭，就放学路上的山坡上梭，不久点时间，书包也是大框小洞的漏。有时父母给我是买包子的六分钱，等我到饭店买时，另外一分厘币不知什么时候丢掉了，也只有买碗儿粑了，加上小孩偏向于甜食，碗儿粑成了我打长庄的响午（零食）。在我小学的一年级，有时还会一天吃到两个碗儿粑。我家是干热河谷地区，中午太阳暴晒，生产队都会休息两个小时，为了生活父母的辛苦真是一言难尽，父母虽处在壮劳力阶段，但因生产队资源匮乏，一年劳动下来分红也就几块钱，根本无法维持一家人的油（煤油是点灯之用）盐需要，就要在少得可怜的自留地复种佐料和小菜，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往返十多公里，拿到天星集市去买换取零钱，以填补家用。母亲多数时用一个竹提兜，装一点葱、蒜、小菜在两条街上走一趟，能卖就卖一点，不能卖又按时转回生产队出工挣工分。因天星场街子在乡村，要买佐料和小菜的人都是实在没办法了才会买，所上一次街，能卖到两三角钱就十分高兴了，多数时候还一分钱都卖不了，但我从未看到母亲气馁过，母亲幽黑而单薄的身躯一定是风风火火，来去匆匆。母亲每次上街，不管是东西卖没卖着，都会来看我，如果我在上课，就扒在教室的窗子上喊我的小名，我一走出教室就看到提兜有一个热气腾腾的碗儿粑，母亲一脸慈祥的要看着我把碗儿粑吃完才消失在我的视线，以今天的心态看，不知我是怎样将碗儿粑咽下肚的，这碗儿粑承载了我对父母一辈子偿还不了的恩情。这样出现过几次后，老师批评我太娇气，并给我讲了很多道理，慢慢的我也觉得太不应该每天去买一个碗儿粑了。从此，去上课怕饿需带响午（零食）时，就在家烧两个红苕（红薯）放在书包就行了，不再接受父母给我买碗儿粑的钱和粮票，都是父母发现哪一次考试还可以，或者作业本上有一个100分又奖励一个碗儿粑的钱粮，但多数时候还是舍不得买来吃，逐步来戒掉了我吃碗儿粑的瘾。
   如今，在我居住的大关县城，碗儿粑、桐子叶粑，苞谷（玉米）壳粑系列也享誉四方，很多有子女和亲朋在昆明及大城市工作和生活的，都会大包小包买来往外带，我也经常会去买来吃，不断回忆和追寻远逝的儿时味道，品怀未曾还清的父母恩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