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过牛头马面补习班
我大姊、二姊年纪只相差一岁半,俩人在校成绩非常优异,高中先后考上台北第一女中。没想到三年后轮到三姊上阵,她竟然不能连庄,联考的成绩甚至离录取标淮还差了一分,当时(1968年)老爸听说于斌枢机主教以提升国人医学、卫生知识和促进国民健康成立了“康宁护校”,正好那时开始招生。老爸认为女孩子读护校,毕业后有一技之长,而护士也算是不错的职业,因此给三姊报了名,不久她即进入康宁成为第一届的学生。
我不爱死背书也不像姊姊们那么用功, 两年后轮到我考高中,依然败北,但我考上台北市立商职和淡水五专。但是老爸偏不信邪,他说咱家女儿除了老大和老二能上北一女, 难道就后继无人吗?于是他向同袍打听到有家牛马补习班,除声誉佳外,而且还能够保証考上高中。于是他不惜毎月学费700元的代价让我报名,明年再重考高中。
当我第一次听到牛马补习班,还以为去补习上课时,老师会严格操练鞭策,让学生们像做牛做马般辛苦学习。结果爸爸带我去注册,才搞清楚这家补习班根本不叫牛马,正式名称是“学而补习班”,取用论语首篇,子曰: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学而两字。
当时台北补教界都知道"学而"补习班,因为它不但管理十分严格,而且招收学生是要经过考试,而不是缴了学费就可进去,当时入班的录取率几乎是十个才取一名,然后经过一年加强补习调教后, 高中重考的上榜率几乎是百分之百。但是为何在外大家均以牛头马面为名而不称"学而"补习班呢?
台湾在尚未实行九年国教前,初中是需要透过联考制度, 经过公平竞争才能就读。当时大同初中是台北男校的首选,学校的老师皆为名师。"学而"补习班的创办人刘茂林先生,他曾是大同初中的理化老师,他和另外一位教国文的潘扶雄先生俩人出来开办补习班,他们对高中升学班有套教学方法。听大同初中学生说俩位老师教学都很凶悍,处罚学生常用棍子打学生屁股,尤其是对管理顽皮捣蛋的青少年,所以学生私底下戏称刘老师叫"马面",潘老师为"牛头"。
其实我跟"牛头"潘老师很有缘,我曾就读士林国民小学,校长是潘银贵先生,他正是潘老师的父亲。潘校长在日据时代曾当过“前总统”李登辉的小学老师,李视他为恩师。而我在国小一年级的班导陈雪真女士,很巧的竟然是潘老师的另一半,也是潘校长的大媳妇。潘校长是本省籍,说的一口台湾国语,但是潘老师为师大中文系毕业,国语说的非常标淮,我还曾经误以为他是外省人,所以我怎么可能联想到他们俩会是父子。潘老师直等到补习班课程快结束时, 才找个机会像玩恶作剧似的告知我,他太太曾经教过我,当时我想破了头都猜不出来,最后他才揭露谜底。我想那时我一定像个小儍瓜,嘴吧微张,两眼睁大,一付难以置信的表情吧!
学而补习班位于台北市合江街距中兴法商学院只有五分钟脚程,我们那届共招收五班学生,四班男生, 一班女生,每班人数约六十人。男生需要穿绣上名字的学而补习班制服, 女生可以穿回原来所上的初中制服。因此我的最后一届士林初中制服又被我多穿了一年(士林初中后改成士林国中)。
那时候补习班上课是早晨 八点开始,直到晩上五点结束,中午休息一小时,每人规定要帯便当,上课时间不可以外出,学生也不能无故旷课或随意请假。课程安排非常紧凑,将初中三年学科浓缩成一年教完。毎周还有重点考试,试毕再公布每班成绩和名次,并且将名单贴在各教室的墙上互相观摩。当时有位男同学赵晓伦总是独佔鳌头,我心想以他的成绩一定会考上高中,但为何如此死心眼来上重考班?如果是我考上那间高中就去上,何必浪费宝贵的青春,非得要考上第一志愿呢?又不是考大学。果然来年赵同学以补习班榜首的成绩,考入建国中学。
牛头马面补习班对于女同学很优待,尤其是马面。那时他约40岁,他也身兼我们的班主任,他自己有两个儿子。我觉得他将我们全当成女儿般来对待,从未见过他对我们有任何疾言厉色,我甚至曾怀疑他的马面是否浪得虚名。我爸警校同学兼河南同乡李唐先生在台北警界素有“捉赌大王”的美誉,因公务繁忙对于长女李心颖疏于管教,我爸说她是小太妹,没想到送来补习班她却变得服服贴贴,还与我成了好友。有次她说我很有正义感,但是却很凶, 竟然让她都有些害怕,我心想我有这么凶吗? 连你会耍小太妹都害怕,那我应该改名叫女马面才对。
我在补习班寒窗苦读的岁月彷彿一眨眼就过去了,翌年高中联考放榜,我又让老爸失望了,因为没有考上北一女,而是第二志愿中山女高,但是父亲并未不悦,对我考试的结果很满意。多年后我大专毕业,想要留学美国,老爸和老妈不惜举债让我圆梦,现在借着此文追思已去世多年的父亲,您和妈妈对不材的我如此大力栽培,不仅影响了我的一生,让我受惠无穷,做女儿的我对您们是终身感恩不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