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藏五十年》——第45篇：我的藏族好爸妈

益西索朗 · 发表于 2019-6-23 05:23:39

《我在西藏五十年》——第45篇：我的藏族好爸妈
每天早上，我先到屋子前面的小水沟边去洗漱完毕，回到屋里来，阿妈也将早饭准备好了。一般都是在我那个搪瓷碗里面放上半碗糌粑，上面再放一小片酥油。见我回来了，阿妈就在碗里倒上热气腾腾的茶水。那片薄薄的酥油漂浮在上面，就像是一只小船。我用右手食指将被茶水浸湿了的糌粑搅成糊糊，喝下去；阿妈又会立即续上茶，我接着再搅成糊糊，再喝下去……。如此几次，碗里的糌粑全部被“消灭”了，我也就吃饱了，喝足了。这种吃法藏语叫作“觉马德”。但两天之后，我发现了一个“秘密”：每次阿妈只是在我的碗里放了一点酥油，但是老俩口的那两个碗里面，一点点酥油也没有放。我问：“您们为什么不放酥油？”阿妈只是笑了笑，并没有回答我的问话。我说：“您们不放酥油，那好，明天我也不吃酥油了。”这样两位老人才在吃“觉马”时也放了一点点酥油。
那时候正是冬季农闲时节，我每天就是跟着阿爸益西去地里干农活。所谓的农活也就是捡田里的石头。我看到阿爸手上裂了那么多道口子，就送给他一双棉纱手套。他接在手里，翻过来覆过去地看了好久，然后抬起头来惊讶地看着我，问：“你要我戴着这么好的‘拉秀’（藏语：手套）去检石头？莫过莫过（不要不要）！”他这样一来，弄得我也不敢再戴手套了。几天下来，我的两只手上就裂开了好几道大大小小的口子，白天还好受一点，可是一到了晚上睡觉时，双手痛得钻心，只好用胶布缠上。
有时候乡、村组织集体修水渠，我也跟着阿爸去参加。每到人们休息时，我就让乡、村干部宣读中共西藏工委颁布的农村二十六条政策，我还是只能够当旁听生，心里真着急呀。
每天的中午饭，一般都是由阿妈送到工地来。她在“汤库”（羊皮做成的口袋）里，先将糌粑揉好，然后一坨坨分给阿爸和我吃，喝的同样是清茶水。饭吃得差不多了，阿妈便会从小口袋里拿出一只鸡蛋递到我手里。看到没有阿爸的份，我连声说：“莫过！”（藏语：不要）。阿妈就对我说：“布——这时候两位老人已经不再叫我“根拉”（藏语：老师），而是叫我“布”（儿子）了——你跟爸啦不一样，你还正在长身体，要吃点好的”。拿在我手里的那一只鸡蛋还是热乎乎的，我却觉得，这哪里是一只小鸡蛋，它分明就是阿妈的一片心呀！那一刻，我仿佛觉得自己又回到了湖南，回到了亲爱的姆妈身旁。
一天中午，阿妈送饭来，这一次她没有在汤库里揉糌粑，而是提来了一只糌粑口袋。她在小木碗里盛了满满的一碗糌粑，上面再放上一片薄薄的酥油，笑眯眯地递给我，说：“这一向你的藏话有了进步，亚波西扎都（很好）！可直到今天，你还没有自己动手抓过一次糌粑，这可不应该。今天就由你自己动手来抓一次糌粑吧。”坐在一旁的阿爸笑着直点头。我从阿妈手里接过那一碗糌粑，可是糌粑堆得太满了，我刚想动手去抓，糌粑就撒得我的裤子上、地上到处都是，就连那一块小小的酥油也差点掉到地下去了。阿妈还是一声不响，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我，倒是阿爸忍不住了，从我手里拿过那只碗，用左手托住，右手指轻轻压住糌粑，左手好似一个转盘，木碗在那上面转了几圈，糌粑上面的那块酥油慢慢就被揉碎了，融入了糌粑；糌粑下面的茶水也浸透了干干的糌粑。木碗又飞快地转了几圈，满满一碗干糌粑，就变成了一团香喷喷的糌粑面。阿妈在另一只小瓷碗里给我倒上清茶，我一边喝着，一边用手从那糌粑团上慢慢撮着吃。就是这一次学习抓糌粑，也让我感觉到，先别说工作，就是在生活上，我需要向群众学习的东西也实在是太多了。
每天晚上，改善生活的时间到了。刚迈进小屋，就能闻到灶上那一只小陶锅里的“土巴”咕嘟咕嘟地响着，冒出一阵阵酸里带甜诱人的香味。土巴的主要材料依旧是糌粑，但加上了一些碎骨头和元根（有点像内地的白萝卜）丝，有时候还会有一点羊的内脏或者是肠子。今天的土巴没有喝完，就剩在陶锅里，明天加上一些新材料，接着煮。开始时我觉得这样“不卫生”，甚至是有一点难以下咽的感觉。喝了几次以后习惯了，还真的离不开它了。劳动了一天，回到家里，坐在暖暖的灶火旁，喝着热乎乎的土巴，我刚喝完一碗，阿妈就会将空碗接过去又给添上。吃完饭，享受着阿妈那慈祥的目光，听阿爸讲着故事，心里的那一种舒畅，简直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
但新的问题又来了。那就是我从区里领来的一斤酥油很快就吃完了。成天吃着“加糌”（没有放酥油的糌粑）肚子胀得难受，大便也拉不出来了，实在憋得没办法了，只好悄悄地跑到远离人群的地方去，咬紧牙关，用手指头去抠……。一天我与小张谈起这件事，他说他的酥油也吃完了。后来他又说，他可以回拉萨去搞些清油来。我想这倒也是个好办法，酥油、清油，反正都是油，只要能够“润滑”肠子就行了，现在我们不就是最缺乏肠子的“润滑剂”吗？我让他赶快回拉萨去，两天后他还真的弄回来几斤菜籽油。我们将油熬开，装到瓶子里，吃糌粑时就倒上一点，还真解决了大问题，后来连阿爸阿妈也接受了这一种吃法。
这时候阿爸已经在晚上开始给我讲藏族民间故事“阿古东巴”和“尸语故事”了。这可比一些日常生活用语复杂得多，好多我都听不懂。扎巴益西这时候也帮不上忙了，我真正是走投无路了。一次，各个工作组集中到区里开碰头会，我遇到了当时还留在色新乡实习的中央民院大学生王兴先，他可能是听谁说了我的一些情况，休息时主动走过来跟我打招呼，还提出可以送给我一本他们学校编印的拉萨藏语口语词典。一听到 “拉萨口语”那几个字，我眼前仿佛出现了四粒闪闪发光的夜明珠！这可真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呀！我拉住王兴先的手直摇晃，真恨不得给他磕上一个响头。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起了个大早，由南巴去色新。头天夜里刚下过雪，那时候堆龙河谷一带常有雪豹出没，我紧握唐主任借给我的手枪，一个人走在寂静的山路上，平安地到了色新乡。王兴先还没有起床，我喊起他，拿到书，高高兴兴地回到南巴。到家时，阿爸正在吃“觉马”。他问我：“饭也没有吃，这么早干什么去了？”我说：“请老师去了。”“老师？”阿爸向门外望望，问：“老师在哪里？亚拍学，亚拍学（敬语：请进）。”我拿出那一本手工刻印的、厚得像砖头一般的“拉萨藏语口语词典”，笑着告诉他：“爸啦，这就是老师呀！有了它，您以后给我讲‘阿古东巴’（东巴叔叔）和‘洛五珠多杰’（尸语故事），我听不懂的地方都可以问它了呀！”
感谢阿爸益西拉，感谢王兴先，到南巴的第二个月，我虽然还是磕磕巴巴，但终于可以用藏语向群众宣讲农区二十六条政策了。
让时间来一次“穿越”，日历翻到了1997年，我在兰州开会，终于到西北民族大学再次见到了王兴先。这时候，他已经是该校《格萨尔研究所》的所长、教授。我将会议送给参会者的那一份“纪念品”：一只玉雕的小骆驼送给了他。他送给了我这一张在昆明照的照片。我们俩分别了35年，我俩的这条“友谊电线”又连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