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藏五十年》——不和谐的“音符”（之1）——那位邮车驾驶员

益西索朗 · 发表于 2019-6-25 08:28:54

《我在西藏五十年》——第50篇：不和谐的“音符”（之一）——那位邮车驾驶员
自从三床棉被的风波之后，我再没有当那名不副实的藏文秘书。我的新工作是局里分管政治、组织工作的孙长胜副局长从野外回来之后安排的。
孙副局长是江苏人，一位老新四军，听说在抗美援朝战争时就是炮兵团长。可是他待人接物，一点架子也没有，总像是一位老师循循善诱地在跟学生谈心，让你心里头感到特别地舒服和温暖。他也是老天爷恩赐给我的又一位大恩人。
那一天，孙副局长先是对我亲切地笑了笑，然后说：“小王，棉被事情唐主任都告诉我了，那只是个别歪嘴子和尚念歪了经。党的政策是正确的，你绝对要相信。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你也别老放在心上。你的工作嘛，先到北京去出一趟差，具体任务由后勤的老H告诉你。听说你也有好几年没有回内地了，公事办完之后再顺便回湖南老家去看一看，回来后我们再安排你的工作。”
这老H，也是跟着梁局长一起进藏的一位老干部，但是他不像我前面说的那几位老干部，经常吊在他嘴边的一句话是：“想当年老子还不满二十岁，就已经是副团级……”他先是在藏北地质大队当过一段时间的临时负责人，因为生活作风上的不检点，引来很多议论，被调回了地质局，负责后勤处工作，但没有宣布职务，所以大家都叫他老H。老H说：“你先去兰州探矿机械厂将地质部调拨给我们的几台钻探机调运手续办办妥，再到北京去帮着吴国瑞把部里调拨给我们的物资运回来。”
我离开内地快五年了，现在能够再去北京，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之后，还可以顺路去天津看望外婆、六舅和舅妈，然后再回一趟湖南老家看望姆妈，心里确实高兴得很。只是1962年，西藏还没有正式开通民航（当雄机场1956年试航成功，但是直到1965年才有了极少量的航班），人们进出藏时只能走三条公路：一条是川藏公路，那里平均海拔较低。一路上，威严肃穆的雪山冰川、郁郁苍苍的森林草原，景色十分秀丽。有人甚至说，只要你走过了一次川藏路，西藏（也包括内地）其他地方的山山水水就都不用再去看了。但是那一条路也有二郎山、折多山、雀儿山等14座峰峦起伏的大雪山。除二郎山海拔3200米，算是一个“矮子”，其余的山高都是四、五千米以上的“巨人”。还要跨越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帕隆藏布江、巴河、尼洋河、拉萨河等十多条奔腾咆哮的河流，仅桥梁就架设了230多座，修筑涵洞3600多个，工程之艰险，世所罕见。记得有一次我跟着汽车去给藏东的一个地质队送给养，通过一处山崖路时，载重汽车靠山崖外面的那两只后轮胎，最外面的那一只竟然是悬在了公路之外！昌都地区与四川毗邻，那里的人们走的多是川藏路。
第二条是新藏公路，全线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路段有915公里，海拔5000米以上的路段有130公里。全线几乎所有路段均为高寒缺氧的无人区。从大红柳滩到松西乡路段244公里的一段路，更是“完完全全”的无人区。更有那骇人听闻的“死人沟”，只要听到那个地名，就让人胆战心惊迈不开步了！冬季气温达零下40℃，氧气含量不到内陆地区的一半。那是世界上海拔最高，条件最艰苦的一条公路。阿里地区的军民，走的就是那条路。
第三条就是青藏公路了。这条路要翻越昆仑山、巴颜喀拉山、唐古拉山、冈底斯山等11座大山，其中海拔5000米以上的山有5座。昆仑山、唐古拉山的气候非常恶劣，山上有着多处永冻地层，全条路的路基就建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上。但是这条路地势平坦，距离兰州近，进出藏的大部分人员和运送的物资，走的都是这条路了。我也就去青藏公路运输站找车。
那一天我的运气还真不错，刚刚走过拉萨河大木桥，就碰到了一个藏干校的老同学。他问：“好久不见，今日去哪里？”我答：“去内地出差，过河来找车。”他笑了，说：“去运输站你也很难找得到车，别去了。我们单位邮车后天去西宁，你就坐邮车走吧。”我问：“你住在哪里？我现在就跟你一起去买票。”他说：“票我先替你买好，你明天上午到邮车总站来拿。”这可真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呀！第二天我先去邮车总站取回车票，立马就去刘万明那儿领粮票，老刘说：“穷家富路，就给你120斤吧。”我又去借差旅费，那位刘会计说：“老H说你去了兰州还要去北京，还要回湖南老家探亲，那就给你借400块钱吧。”下午我又赶快过拉萨河去贸易公司买了两条黄金叶香烟，在八廓街买了一些印度出产的塑料手镯、项链、牙刷、塑料镜子等小物件，准备回去作为礼品送人。晚上，刘万明又拿来3筒青海出产的牛肉罐头，说：“现在内地吃肉挺困难，这个带在路上吃。”
我这次去内地，来回估计最多也就是两个月，可兜兜里揣着120斤全国通用粮票，400块钱的现金，还有3 个大牛肉罐头。那年月，好心的内地人们只听说西藏是个苦地方，都可怜我们西藏人。可在内地好多人过着半饥半饱的“苦日子”的60年代初期，中央对西藏的物资供应并没有减少。听说这还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的。
次日清晨，我去到邮车总站，按照车牌号码，找到了那一辆去西宁的邮车，只见那只能坐三个人的驾驶室里，已经坐着两个穿得干干净净的年轻女子。我心想，到底是女司机，就是比男人爱干净。我拿出车票，小心翼翼地问：“请问哪位是师傅？”靠外边坐的那穿一身劳动布工作服的女人抬头看了我一眼，问：“有事吗？”我说：“我买了票搭这辆车去西宁。”那女子没有搭理我，却用胳膊捅了一下那穿一件花布衫的同伴，笑嘻嘻地说：“早就告诉你，这车满员了，你偏还要来凑热闹。快下去，快下去。”花布衫不依不饶，一副娇生惯养的样子，就在驾驶室里撒开了娇：“不嘛，我今天偏要坐这辆车！”两个女人正闹得不可开交，一个粗大的嗓门传了过来：“真正是两个女人一台戏，车子还没有发动，耳朵就快要让你们给闹聋了。”劳动布拉开车门，一步跳下车，一把将师傅拽到远处，两人嘀咕了几句，师傅转身来到我身旁，皮笑肉不笑地盯着我说：“今天车子人满了，你去退票吧。”我说：“师傅，我去西宁有急事……”没容我再讲一句话，师傅已经坐进了驾驶室，从车窗里伸出个头来：“若真有急事，那你就坐到大厢上面去！”
那年月，在拉萨搭个车回内地有多难呀！我在心里叹了一口气，再也没有回答他的话，无奈地爬上了大货厢，坐在那被帆布蓬蓬包得严严实实的车厢里。好在大大小小的邮包都可以当成垫子和枕头，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驾驶室里有了两个搭车人，我这正儿八经买了车票的人却只能坐在车厢上，当然也就用不着按照当时的“惯例”，每到了一个运输站，我这个搭车人就要立即跳下车，自己掏钱和粮票去替师傅买饭了。但是这一次我从拉萨到格尔木，一路上的感受比上次进藏时要难受得多了。一则是，那次进藏，好多伙伴挤在一个车厢里，路况好的时候，大家有说有笑还讲一些有趣的故事；路况差时，大家也能互相有个照顾。可这一次，车厢里面空荡荡的，除了只只邮包，就只有我一个活人，本来稀薄的空气也好像变得更加稀薄了，我整天都被憋得透不过气来。二则是，这青藏公路从1954年底正式通车，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改为沥青路面之前，从当雄到格尔木那一千公里，有多处的永久性冻土地段，冬天冻得硬邦邦；夏天地表又被晒成了烂泥滩，一年到头都在修路，处处都是“便道”。在这种便道上，若是重载的车子还好一点，可是这邮车，车厢里的邮包轻飘飘的，颠簸得特厉害，我的骨头好像都快要被颠散了架。
第三天，师傅拉夜，深夜一点多，汽车停下来后，我也不知道是到了哪里，听到有人动手在解车后栓蓬布的绳子，接着听到驾驶员扯开嗓子在喊：“车上小伙子，快下来！”我连忙从车上下来，问他：“师傅，这是哪里呀？”。他没好气地说：“要死不活的五道梁！喊完爹爹再喊娘！”发完了牢骚，他又对我说：“肚子都贴着脊梁了。你快到食堂去看看，有啥吃的没。”冷清清的院子里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清。我借着汽车那微弱的灯光，摸索着找到了食堂。听到一阵轻微的呼噜声，我又顺着声音摸了过去，刚隔着被子摸到一只脚，一个黑影呼地一声，一下子翻身坐了起来，将我吓出了一身冷汗。只听他大声喝道：“谁？干什么？”我连忙说：“师傅，我们是拉萨来的邮车，想买点饭吃。”他没有再说话，“擦”地一声划燃了一根火柴，点亮了床头一盏小煤油灯，指着案板说：“那盆里还有几个冷馒头，快拿走。想睡觉，自己到后面去找空房间。”我问：“师傅，馒头多少钱一个？”他没好气地说：“我只管作饭不管收钱。拿上馒头赶快走！”我只好抓起那几个不要钱的馒头，还没有等我走出伙房门，“扑”地一声他就吹灭了灯，又睡下了。我拿着馒头摸回车旁，将那炊事员的话告诉了师傅。师傅将几个冷馒头往驾驶室两个女人身上一丢，拉起我就到后面去找房。师傅推开一扇门，可还没等他跨进去，一个女人的声音传了出来：“谁？干什么？”师傅说：“食堂大师傅让我们来睡觉。”这次，里面的声音更大了：“你们找死呀！死到女宿舍来了！”驾驶员狠狠地“呸”了一口，转身掉头就走，嘴里连声说着：“倒了血霉！真正是倒了血霉！不睡了。走，走，走！”回头对我说：“快上车，赶快走！”一直到了不冻泉，才停下车来吃了一点点饭。
好久好久，车又停了下来。见我半天不下车，那师傅在车底下大声喊：“车上小伙子，格尔木到了，快下车，快下车！”我先将那装着三个大罐头的地质包丢了下去，再连滚带爬下了车。我刚站稳，师傅就告诉我说：“车坏了，可能需要好几天才能修得好，你还是另外再去找辆车吧。”我说：“我这车票可是买到西宁的呀。”师傅没好气地说：“要退钱，你到拉萨总站去，我可管不着。叫你去找车你就赶快去，还罗嗦些啥？”我心里那一口气呀，憋得真要爆炸了，若依照我过去的脾气，今天非要跟这不讲理的东西大吵一场不可。但这时候，我口干舌燥，到了嘴边的话，连说出来的力气都没有了，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有气无力”。
上世纪五十年代，绝大多数的人都能够实话实说，以诚待人。而这位邮车师傅，就像是一首悦耳乐曲里面的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在我的记忆里，刻下了深深的负面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