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藏五十年》——第95篇；”阿波霍“的婚礼

益西索朗 · 发表于 2019-7-25 18:07:21

《我在西藏五十年》——第95篇：“阿波霍”的婚礼
因为牧事忙，阿妈曲珍自己没有到区里来，却捎来了一个口信，委托区长扎西作为她的“代表”。区长过来对我说：“阿妈啦说了：珍沁没有哥哥，就由我作为她的大哥来告诉你，结婚需要办的那些事情。我还是先从巴青的老规矩讲起吧：
按照巴青的老规矩，阿波霍的婚礼规矩多得很。第一是男方先要请一位拔尔巴（藏语：介绍人）。由他向男女两家介绍彼此的情况。”
区长又笑着对我说：“这个拔尔巴，就由我来当。然后是女家的母亲和他们家的主要亲戚，共同来商量并决定这门亲事是否合适。珍沁的妹妹、弟弟都还小，阿妈啦就跟我和扎西拉姆商量了一下，我们三个人觉得你这个女婿还行。现在你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准备‘仁’了（巴青藏语：聘礼）。”
区长刚刚说到这里，他的夫人扎西拉姆一手提着一把酥油茶壶，另一只手拿着两只瓷碗，满面笑容地走了进来。她嘴里说着：“你俩讲了这么久的话，口也干了吧？请先喝一杯酥油茶。聘礼的事情就由我来告诉老王。按照民主改革前高口牧民的生活水平，一般的中等牧户，聘礼一般是10头牛。可是那时候的贫苦家庭，根本就拿不出来，最多也就是一两头牛。有的穷苦人家里，连一头牛也拿不出来，那就只得男女两个人找一个山洞住下来，也就算是成了亲。第三步就是‘棕查’（女子的头饰），这比‘仁’要多出五成甚至更多。钱由男女两家各出一半。女子出嫁前的那一天，先要在娘家宴请亲朋好友。第二天，男家派来‘念波’（迎亲人）2——5人，但也有多至10个人的。新娘由舅舅和兄弟陪送去婆家，送亲者一般也是十来个人，都要骑上高头大马。只是‘仁’（男方送出的聘礼），如果男家当时送给了女家10头牛，过了两个月（最迟1年），女家在回送给男家‘仁索’（返回聘礼）时，那就要返回两倍以上了。所以巴青有句谚语：‘收的聘礼多了，姑娘的阿爸会吃亏；收的聘礼少了，姑娘的阿爸还是要吃亏。’新媳妇迎回来了，阿妈（婆婆）要在‘雪索’（挤奶桶）里倒满水，桶外面再围上一条洁白的哈达，桶的提手上要缠上‘打德’（栓绵羊的绳索），由婆婆亲手交给新媳妇，然后再由婆婆给新媳妇另起一个新的名字。若是男方到女方上门，程序完全与上面一样。只是‘马巴’（入赘的女婿）来到女家，则要由阿爸（岳父）送给男孩全套鞍鞯，还要由阿爸再给这位新朗倌另取一个新名字。”

区长接着说：“拉姆刚才说的是一些老规矩，如今是新西藏了，我们可以不去理会它，但是你以后就是格尔滩的人了，你就应该了解这些历史。阿妈啦还说了，你既然是他们家的‘马巴’了，今后藏装是一定要穿的。她决定马上请人给你做一件新藏袍，这个要求你可一定要答应她老人家哟。”
不等我回答区长的话，扎西拉姆好像实在是憋不住了，接着就向我介绍起巴青藏袍的优点来了：
“巴青牧民的皮袍子，跟我们日喀则农区的服装大不一样。它在白天，是人们穿在身上的一件衣服，到了晚上，它就是盖在人身上的一床‘被子’。牧民藏袍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一宽、两长。一宽是指腰围宽大；两长是袖子长、袍子长。男人们的皮袍衣摆长可及足，因为经常须要骑马外出办事，穿着时先将下摆上提至膝盖处，再系紧腰带，腰带以上皮袍多出的那部分，便自然而然形成了一个口袋（巴青藏语叫‘多布色’）。人们外出办事时，一般都要随身带上自己的木碗、鼻烟筒，还有其他的一些零星物件，就统统都装在这个‘袋子’里面，甚至连一个小婴儿也能够舒舒服服地躺在‘口袋’里睡觉。皮袍的下摆刚好盖住膝盖，看起来就像是一件短大衣。不论是坐、蹲、跳、跨，都十分方便。平时右边的衣袖是不穿的，就随便地吊在背后，一点也不妨碍行动，在我看来，甚至还有那么一点潇洒。又因为高原白昼与夜晚温差大。就拿巴青来说，盛夏的中午，阳光直射，气温能达到27~29摄氏度，但一到了晚上，气温又会下降二十度或者更多，中午气温高时，将右边衣袖一脱，袒露出右臂；晚上气温下降时再穿上衣袖，真正是冷热两相宜。晚上要睡觉了，先在地上铺好一条垫子，再将腰带一松，那看似短短的皮袍就立即还原，成为一条温暖舒适的羊皮被子了。先用皮袄将全身松松裹住俯卧睡下来，然后翻转身子，在皮袄上面盖上一条毛毯或者是毛毡，再将脱下来的藏靴、皮裤叠在一起当做枕头，早上起床时，先拿掉毛毯，站起身来，将皮袍下摆提至膝盖处，再将腰带一系，被子又还原成了皮袍。那时候，老王你再穿上高腰藏靴，戴上央托送给你的那一顶火红狐皮帽子，腰上别上一把镶银嵌珠的腰刀，揹上你那一支汤姆森冲锋枪，嗨！咱们的老王同志可就是一个剽悍非凡，要多潇洒就有多潇洒的康巴汉子了哟！”
这时候区长又抢过话头来，笑嘻嘻地对我说：“巴青妇女的皮袍衣摆比男子的更长一些。平时穿着时虽然下摆及脚，腰带以上的‘口袋’就要比男人的大。这口袋不但能当小孩的‘睡袋’。春天母羊产羔季节，贫苦人家的羊不多，上山放牧时一般都不用带‘卢结’（专门用于在山上接羔用的口袋），若母羊在山上产下了小羊羔，就直接放到那‘袋子’里，一次可以装两只初生的羊羔。另外女人皮袍也比男人的更为考究，一般都要缝上绿、红、黑三色薄呢花边（巴青藏话叫做‘坚松’），再穷的人家，也要用绿、红、黑的平布缝上“坚松”，富裕人家则更要缝上宽宽的水獭皮边，再配上头上的饰品绿松石、九眼石、珊瑚珠和银饰。那一套行头，听人说就要上万元甚至就是十几万。”
听了区长两口子演双簧般的介绍，我觉得，依照藏北牧区的特殊环境，藏装的设计确实很科学，也挺有审美观点。一般说来，牧区的色彩是比较单调的。整个草场，除了夏天色彩斑斓，绿多黄少，其余三个季节（冬、春、秋），山上山下，黄色都占着统治地位。草原上游走着的牛和羊，主要也就是黑、白两种颜色，妇女们服饰那鲜艳的色彩，也算是给这一幅色彩过于单调的图画添上了些许鲜艳。
我对区长说：“我知道您刚刚做成一件羊羔皮的藏袍，可就是为了这一件皮袍子，阿佳扎西拉姆东家一张、西家两张，费了两年的时间，才买齐了羊羔皮，再请人将它们揉制好。后来又托人从拉萨买来灯芯绒布面子，最后再请人缝制，前前后后就花费了三年的功夫，我看藏袍就等以后有了机会再做吧。”
就在这时候，我才发现扎西拉姆早就不见了，我还以为，莫不是自己刚才的哪一句话得罪了她？可是一转眼，她手里却托着一个小包袱又回来了。将那个包袱往我手里一递，说一声：“给！这就是扎西我俩送给你俩的贺礼了！”我打开那包袱，里面竟是一件崭新的黑色灯芯绒面子的羊羔皮藏袍。再一看，这不就是她费心费力又费了几年的时间，给区长做的那一件袍子吗？这哪里是一件藏袍？它就像是一盆火，让我感到是那么地烫手。我立即将那袍子又塞给了拉姆，说：“区长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件像样的藏袍，这件袍子我坚决不能要！”拉姆笑着说：“扎西现在女儿都有两个了，一件藏袍以后再做也来得及。你可是马上就要当新郎倌了，结婚时连一件藏袍都没有，那哪行？”见我还是不答应，区长说：“还记得你刚来高口区，我就对你讲过，从今往后，我们就是战友了。什么叫做战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是战友！同心协力、同生共死才是战友呀！为了一件小小的袍子，你就推三推四，还算是战友吗？”我手里捧着那沉甸甸的羊羔皮藏袍，可心里更加觉得，区长的一席话，字字都有千斤重！
就在今日我在写着这些往事时，时过境迁，如今的情况与五十多年前早就“今非昔比”了。现在一般的牧民家里，生活条件大大改善了，别说是普通的袍子、被子，就连羽绒服、丝绵被子也不稀罕了。草原上，西装革履，一手驾驶摩托车，一手接听手机的牧羊人，比比皆是了。而妇女一套高级的服装和头饰，价值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人民币百万元。
话归正传。直到阿妈认为一切都准备好了，我才将自己就要结婚的事情告诉了老陈。别看那时候的老陈自己还是一个光棍，听说我就要结婚了，倒好像他自己就是那个新郎倌，特别地高兴。他笑嘻嘻地对我说：“告诉你，这结婚可是人生中的头一件大事，总该有个仪式才成吧。”我说：“你也晓得，藏族人的婚姻，仪式是挺讲究的。可我和你一样，什么都不懂，等阿妈来了再问问她老人家吧。”
那一天阿妈曲珍带着二女儿敏珠到区上来了，我那小房子住不下，她母女俩和珍沁就都住在区长家（区长那两间房子够大的了）。但真的见到了老人家，我可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老陈说：“你真正是红楼梦里头说的那一根‘银样蜡枪头’哟，平时里嘴若悬河，见到未来的丈母娘这枪头立马就熔化了。好了，我帮你去问问吧。”
老陈很快回来告诉我说：“民主改革前，一般的贫苦牧民，别说为自己办婚礼，就是想去看看有钱人家的婚礼都不够资格。阿妈啦还说了：现在解放了，你又是一个汉族工作干部，一切事情都托付给了本人——老陈同志来安排。”说到这里，他摇头晃脑得意地说：“既然阿妈啦已经将令箭交给了我，这些事情全都包在本人身上，你就安心当你的新郎倌吧。”
1964年7月6日，我和珍沁结婚。那一天，就在区里那十几平方米的小办公室里，区长扎西当主婚人（曹书记那时候又去县开会了）。人们给阿妈和我俩戴上了吉祥的哈达。老陈领着区里的炊事员嘎巴，用附近驻军二连长李龙送过来的红烧猪肉罐头、鸡蛋粉；阿妈从乡下带来的‘色夏’（当地一种特别好吃的黄蘑菇），和老陈从索河里“取”来的大花鱼，再加上区里菜地自产的青菜、白萝卜和菠菜，还有去年冬天区里伙房冻干的牛羊肉，加上我从县里买来的两瓶江津白酒和阿妈带来的一桶青稞酒、一桶酸奶，就有了一桌满当当、香喷喷，被他称之为“汉藏全席”的酒席。大家吃得酒醉饭饱。
那一天，珍沁穿着一件紫红格子平布的女上衣。那还是那年春天我去拉萨开会，趁休息时大着胆子去了一趟自治区贸易公司门市部（就在现在拉萨百货大楼对面那个地方）。我看中了一件女上衣，一问价钱，如今记得好像是3元5角钱。还没等那女售货员将衣服从柜台里面拿过来，我就先将钱递了过去。售货员将那一件衣服放在了柜台上，奇怪地笑着看了我一眼，我连忙抓起衣服就塞进了小挎包，不像是在“买”，倒好像是在“抢”。因为，那可是我今、生、今、世第一次，给自己心爱的女人买的第、一、件、衣服，心里头是既甜蜜又高兴。
（这张照片是1968年我俩第一次去内地休假时在长沙照的。也是珍沁生平第一次照相。）
由于珍沁的阿爸早已过世，结婚时没有人给我鞍鞯，但阿妈还是按照老规矩，给我取了一个藏族名字——益西索郎。阿妈满怀喜悦悄悄地告诉我，这还是她请了一位大德喇嘛白露朵登给我取的。作为“舅舅”的依地，那时还是个十来岁的小孩，阿妈也带他来参加了我们的婚礼。
饭后，夜幕降临，人们已经在院子外面的地坪上燃起了篝火，跳起了欢快的巴青锅庄。老陈乐呵呵地说：“这就叫：藏汉连姻，地久天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