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藏五十年》——第89篇：我给赵记者当翻译

益西索朗 · 发表于 2019-7-20 14:28:42

《我在西藏五十年》——第89篇：我给赵记者当翻译
1964年春天，索曲河的冰已经开始融化。一次，驻索县独立营的一位通讯兵来高口二连送急信，他为了赶时间，就冒险骑马趁直从冰面走过，不幸连人带马掉进了冰窟窿。幸好遇到前塔乡牧民群三巴从区供销社买茶叶回家刚好路过那里，他看到一位解放军同志掉进了冰河，就冒着生命危险爬上冰面，解下自己长长的腰带，将解放军同志从冰窟窿里救了出来。听到这个消息吗，我立即去二连了解了详细情况，然后去索县邮局，给西藏日报社发了一个电报，西藏日报社很快就派来一位记者，采访群三巴的先进事迹。区长让我给记者同志当翻译，我也就将它当成是刘书记交给我的另一个任务——“尽快不用拐棍（翻译）”的一“阶段考试”。
采访了群三巴之后，记者同志意犹未尽，他拿出一个小本子，在里面翻了翻，对我说，他早就听说1952年在高口乡发生过一次小小的战斗，问我知不知道？这让我记起那次去前塔乡跟着达娃永忠学藏语时，给我讲的那个故事：
那一天，我和达娃永忠一起去益雄村，刚刚进山口，一幢座落在沟旁的土房子映入我的眼帘。这土房子虽说没有区里现在住的那一栋土房高大，但是我自从来到前塔乡，转了几个自然村，看到的尽是黑色的牦牛毛帐篷，这土房子就好比是立在黑色鸡群中的一只土黄色的鹤子，在小山沟里特别显眼。我问：“谁家的房子，这么气派。”永忠说：“这是易荣家的房子。十一年前房主人就被高口乡的俄本杀掉了。”他的一句话，又让我记起了区干部老陈曾经答应给我讲，但又一直没能讲的那个故事。我问永忠：“你也知道易荣和俄本的故事？”永忠笑着说：“那时候我还小，是听大人们说的。”一路上，他就给我讲了易荣和俄本的故事：
我们刚才看到的房子是易荣家的。这家的主人名叫次仁央登，是土匪“霍尔果”的头目。“霍尔”是他的“如巴”（骨系。就是将人体从头顶直到脚踝，每一块骨头都取一个名字，作为某一个家族的族名，藏语称为“如巴”。也就是同一血统的人。我觉得，翻译成汉语，或可称之为‘骨系’?）。“果”的意思就是帮派。高口区现在住的那个院子，原来是俄尔家的，那家的主人贡布成多是另一股土匪“俄尔果”的头目。“俄尔”也是族名。长期以来，这两股土匪烧杀掠抢，无恶不作。他们奸淫妇女，事毕之后，还丧尽天良，将女人编在发辫里面的几颗珊瑚珠、松耳石，连着头发一起用刀子割走！这两只疯狗的住处相距也就是十多公里，俄尔果•贡布成多仗着人多势众，一度将霍尔果•次仁央登驱赶到唐古拉山北面的青海登木齐地方（现玉树扎多县）去了。次仁央登不依不饶，也多次翻过唐古拉山来偷袭贡布成多。他们互相厮咬，冲突不断，战事不绝，成了当地的一大祸害。牧民群众只要一提起这两股匪徒，无不咬牙切齿，恨之如骨。
西藏和平解放后，成立了昌都解放委员会，牧民群众纷纷要求昌都解放委员会下属的丁青办事处严惩这两个匪徒。丁青办事处根据党的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专门派了工作组来到巴青，耐心地教育他们，后来还安排贡布成多和次仁央登到巴青，坐下来一起开了一次和解会，希望先缓和他们之间的矛盾，然后再进一步改造他们。
在会上，两个匪首信誓旦旦地表示一定要改恶从善，保证决不再互相为敌，当时还写下了和解文书，双方都在上面签了字划了押。次仁云登的妻子是高口乡沃且地方齐西喇嘛的女儿，次仁云登觉得，既然已经与贡布成多达成了协议，今后也就可以相安无事了，他就带上妻子玉珍和弟弟永忠去看望岳父齐西喇嘛。贡布成多抓住这个机会，让自己的亲信格桑洛布（齐西喇嘛小女儿的相好）也去了齐西喇嘛家。格桑洛布将手枪藏在藏袍长长的衣袖子里面，来到正坐在灶边喝酥油茶、吃肉的次仁云登身旁，二话没说，立即就开了枪。次仁云登的弟弟永忠当时正在马厩看马，他听到枪声，知道大事不妙，即刻翻身骑马逃走了。再派人回去一打听，哥哥次仁央登已经命丧在格桑洛布的枪口之下。
永忠哭着同叔叔宋扎一起跑到索县向工作组反映情况。工作组以大局为重，仍然希望通过耐心教育和等待来争取贡布成多。可这时候的贡布成多，已经被他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将办事处对他的教育和耐心待当成了懦弱无能，拿他没有办法了。他纠集了七十余名匪徒，在丁色卡（就是高口区政府后面的高山）构筑工事，还口出狂言：若解放军真的敢来攻打他，来一百个他就杀掉九十九个，只留下一个回去报信。
那时候川藏公路还没有修到拉萨，昌都到黑河的那一条骡马驿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可是这一伙土匪的活动区域，刚好就位于索县到丁青这一段路线中间，直接威胁着交通安全。最后是办事处将情况上报西藏军区，军区又报经总参谋部批准，命令五十二师派骑兵侦察连，1952年6月22日秘密包围了贡布成多的巢穴，次日拂晓发起攻击。这时候贡布成多扬起帽子，高声喊投降。解放军立即停止进攻，派人前去受降。贡布成多夫妻俩人突然指挥匪徒开枪，打伤打死解放军多人。解放军被迫还击，当场击毙匪首贡布成多和他的妻子，彻底消灭了这一股土匪。
听完这个故事，记者同志挺满意。他说：“我若是能像你这样，自己会藏语，那该多方便呀。这次既然遇到了你这位好翻译，还想再辛苦你一趟，陪我去看看老英雄布德同志。好吗？”
我来巴青一年了，对英雄布德的事迹早有耳闻，但从来没有机会见到这位老英雄，现在正是一个好机会。我将记者的想法告诉区长后，就专门陪记者同志去益塔区看望布德老英雄。
1959年，布德是那曲公路养护段吉鲁通林场的一名临时工。在林场里，那些汉族干部和“金珠玛米”（藏语：解放军），处处为贫苦牧民着想。布德也就认定了共产党和解放军是藏族人民真正的朋友，是自己的亲人。
一天，200多名康巴叛匪突然包围了林场，情况十分危急。领导决定派布德带着告急信，趁夜色潜出包围，去向上级求援，可他刚出林场不远就被叛匪抓住了。
那时候天还没有亮，叛匪将布德捆绑起来，关在一间土房里。布德为了不让叛匪发现那一封告急信，就偷偷将信从怀里掏出来，嚼碎后咽进肚里去了。正当他快要咽完时，被看守他的叛匪发现了，立即将他吊起来，用皮鞭猛抽。天大亮后，又将他栓在马鞍子后面拖着飞跑，布德的衣服全部拖烂了，头上背上全是鲜血，昏死过去，但布德没有向叛匪吐露半个字。
叛匪没有了法子，便将布德绑到一根木桩上，拿出农奴主残害农奴时挖眼睛用的铁勺子，威胁他说：“快说，林场有多少人，多少枪？你的心向着哪一边？”布德回答道：“林场里的人比你们多得多，还有很多枪和炮！要说我的心，共产党、解放军来到西藏这些年，全心全意为西藏人民求解放，就是瞎子心里也清楚，我们贫苦牧民心永远向着共产党！”叛匪头子气急败坏地一挥手，几个匪徒疯狂冲上去，残酷地挖掉了布德的左眼，布德疼得昏死过去，刚刚苏醒，叛匪头子又逼问他：“说不说？不说就把你那只右眼也挖掉！”布德咬紧牙关，高声痛骂叛匪，毫无人性的叛匪又挖去了他的右眼，还用滚烫的油浇在他的双眼上……。霎时间，布德眼前一片漆黑，他再次昏死过去。
故事听完了。记者同志紧紧地握着布德的手，连连说：“您是百万翻身农奴的光辉榜样！”
这位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专业的赵记者，那几天也就成了我的一位从远方来的好老师。我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写作新闻报道的知识。记者老师回拉萨后，西藏日报在头版报道了牧民群三巴冒着生命危险，从冰河里救出解放军战士的英雄事迹。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时，群三巴冰河救解放军战士时使用过的那一条长长的腰带，还陈列在布达拉宫前面的西藏革命纪念馆。后来记者老师又给我寄来了好多有关写作的书。就是在他的指导下，1964、65那两年，我是那曲地区稿件见报最多的两个通讯员中的一个人。
我的这位老师——记者同志的故事讲完了。可是我一直没有写出他的名字。并不是我忘恩负义，将自己老师的名字忘记了，而是在两年之后发生的那一场文化大革命，西藏日报社“率先”成为了革命的“对象”，我的那位老师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黑帮分子”。一次区干部集中到县里学习，有人就“顺藤摸瓜”地说：“赵记者是黑帮，白纸上面的黑字写得明明白白，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了。可是我们巴青县与他有关系的人，头一个就是你王寿民！你还给报社投了那么多稿子，你必须老老实实地交代自己的问题！”
说一句老实话，记者老师那一次确实对我说了好多好多的话，可是我觉得，那一句句话可都是符合党的政策的好话呀。县里造反派一个女头头 yang（为了尊重她的“隐私”，我觉得还是不写她的真名字）冷笑一声说：“哼！都是好话？那‘无冕之王’、‘正义化身’也能算得上是好话吗？！”
唉，我总算是想起来了。一次记者老师跟我随便聊天，他说过一句话：“在过去，律师是正义化身，记者就是无冕之王。”真没有想到呀，就是这么平平常常的一句话，竟然也成了我的罪过。后来就逼迫我写交代材料。实在没有了法子，我只得按照那位女头头的“指令”，违心地将这一句话照原样子写了出来。但是这一份“材料”，后来是否转到西藏日报社去了？有没有给赵记者老师造成直接的伤害？我就不得而知了。但是，那一份“揭发材料”，也成为了我久久的内疚，让我觉得自己无颜面对尊敬的记者老师。直到今天，我才有勇气将他的名字写出来。我在心里遥祝赵宗仁老师——身体康健，幸福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