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藏五十年》——第37篇：我见到的第一位老红军

益西索朗 · 发表于 2019-6-17 12:25:53

《我在西藏五十年》——第37篇：我见到的第一位老红军
话归正传。由地质部和西藏工委派来的地质技术人员和行政干部陆续来了不少，布达拉宫下面的“雪”村那个小院子住不下了，地质局又搬到了拉萨北郊色拉寺的脚下。
进藏之前，我心中的偶像是郝守财、任继忠两位“38式”的老干部和“南下干部”李玉梅。进藏来到班戈湖，我的偶像又增加了一位“38式”的赵斌队长。就在搬到拉萨北郊不久，那一天，听说从四川来了一位老红军。我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赶快过去瞧一瞧。找到了老红军的住处，一间小土房，房门敞开着，一个普普通通、穿件旧棉袄、戴一顶旧栽绒棉帽子的中年人，正满头大汗地在修理着一只小板凳。见来了人，他忙放下手里的活计，将我让进门，请我坐，又用四川话喊：“老韩，快给小同志倒水！”。一个穿着跟他同样朴素的中年妇女，出来给我倒了一杯开水，又拿来一盒“黄金叶”（当时候拉萨的好烟）说：“请吸烟。”听口音，我才知道红军夫人是北方人。
再后来，跟他接触多了，我也就知道了不少关于他的故事。
唐振华，四川人。1934年红军经过他家乡时，他扔掉了正给地主放牛的鞭子，跟上部队就走了。来到陕北，东渡黄河打日寇；解放战争又随军入了川。战事结束，老唐带上妻儿和警卫员回老家探亲，也算得上是“衣锦还乡”了。可谁知道，刚到老家那个地区，他便遇上了老首长胡耀邦。老首长说：“别走了。就跟着我在这里干！”就是这一句话，唐振华连转业手续是怎么办的自己也不清楚，就当上了旺苍县的副县长。1942年入伍，后来在部队医院当护士的妻子，稀里糊涂地跟着老唐“变”成了“家属”。警卫员小刘有一点文化，被他送去上了工农速成中学。1960年唐振华奉命进藏，来到西藏地质局，当局办公室主任。
一次，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将军亲自来到地质局，接见了全局干部。司令员讲了地质队员们在班戈湖做出的贡献，又讲到如今西藏人民得到了解放，迎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地质工作要当好先行兵。司令员说：“现在拉萨用电主要靠刚刚建成的纳金电站，可发的电只够晚上照明用，所有的部队和机关，一日三餐，烧水、作饭用的燃料，都是从四百公里外的林芝拉来的木头。”司令员掐着指头算了一笔账：一辆运油汽车从格尔木到拉萨，来回路程2300公里，若再算上林芝就是3100公里。司令员说：“载重汽车每百公里耗油40多公升，一车汽油运到拉萨，除掉运油车自己耗去的油，还能剩下多少？再加上用那么宝贵的木材来烧火做饭，真正是‘豆腐盘成了肉价钱’哟。在坐的很多都是知识分子，你们各位都可以算一算这笔账。”张司令员还说了很多话，直到今天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那一句：“找到煤，地质局全体记大功！”
找煤，成了当时全局的头等大事。也就在这时候，远在辽宁的101煤田地质队奉命进藏。他们由辽宁乘火车到达甘肃的红柳园，然后改乘汽车进藏。当汽车翻过唐古拉山后，连近在咫尺的安多县城都没有去，车头拐向西北，直接去了海拔4800米，当时说来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煤矿——土门格拉煤矿，并立即开展了勘探工作。说一句心里话，他们遇到的困难并不比1958年班戈湖地质队进藏时少。但他们也犯了一些在当时来说算是“很严重”的错误。比如，到土门后，天气特冷，谁也离不开烤火取暖。土门遍地都是煤，炉子也好办，用泥巴和石头一糊就成了一个土煤炉，可就是缺少烟筒。也不知道是谁，竟“胆大包天”偷偷拿来钻探用的套管做了烟筒。结果人人效仿，很多帐篷上都竖起了套管做的“烟筒”。可那套管是用无缝钢管做成的，在那个年代可是珍贵得很，但是一做了烟筒，也就是退了火，便等于报废了。这在1960年来说，可是一个了不得的大错误。还有就是该队当年钻的几口井，几乎没有一口达到设计要求，不是因为孔内事故报废，就是未达到设计要求而提前终孔。更有一件好像在情理之中，但又严重违犯了纪律的事情：一个钻工因高原病亡故，队上为他做了一个大棺材，又开了隆重的追悼会，然后派专车将棺材运往甘肃的红柳园，还准备要包一节火车皮，将棺材运回死者远在辽宁的老家去。可是棺材运到柳园，火车站说不符合规定没给运。屋漏偏遇连阴雨，当天晚上，驾驶员鬼差神使般地又忘记了放掉汽车发动机里的冷却水，当晚发动机缸体就被冻裂了。这一连串的事故惊动了中共西藏工委。1961年3月，西藏工委指示地质局马上派工作组去煤田队协助（其实就是调查那些“事故”）工作。工作组长就是老红军唐振华。工作组成员有：人事干部王涣琛，东北工学院毕业的调干生；工会干事罗永寿，原十八军文工团员；地质科谭岳岩，北京地质学院毕业生；还有我，在局里搞计划工作。唐主任是“老大”，然后是：罗永寿和王焕琛都是28岁，谭岳岩和我都是23岁。
1961年，在西藏工作的绝大多数同志（包括十八军进藏的同志）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唐主任是一位老红军，而且年近四十，这在我们眼里，便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头子”了。加之他进藏还不到一年，第一次出野外就要上4800米的土门，大家都为他的身体捏着一把汗。他却笑着说：“那一年过雪山，我就是靠着一件破夹袄，一双破草鞋，几只干辣椒，拽着马尾巴，硬是翻过了山，现在条件这么好，怕个啥子哟？”
来到土门，队部就只有一排干打垒的小土房，剩下的全都是帐篷。队上同志将我们的行李搬进一顶帐蓬。老罗大声嚷道：“我们可以住帐篷，唐主任住到那里要不得！”唐主任急忙止住他，说：“别嚷嚷，让人听到多不好！”老罗还是不干，扯开嗓子喊：“格老子，我怕个啥子哟？为什么他们住房子，却让老红军住帐蓬？！”“老罗，住嘴！”唐主任轻喝一声，说：“再莫说什么老红军老红军的了。井岗山的毛驴子还要吃草料驮大炮，老红军就不能够住帐蓬？”
土门格拉比拉萨海拔高出一千多米。到那里的当天晚上，我们个个都有高山反应。半夜我起来方便，听到唐主任还在地铺上“烙饼子”——翻过来又翻过去。第二天，天亮了，我们几个还赖在铺上，谁也不想起来。唐主任起来了，费力地在那里摆弄着土煤炉子，弄得帐蓬里满是烟。王涣琛赖不住了，爬了起来；老罗、小谭和我也只好跟着起来了。老罗拉唐主任坐下，说：“主任，您是领导，您不该干这个！”主任说：“井岗山的……”话还没说完，老罗大声说：“主任！您不是毛驴子，您是老红军，是我们的领导。”唐主任说：“领导？这点点苦都不能吃，还能当领导？”从那以后，早上生炉子，烧水都成了他的“专利”。我们不让他干，他说：“年纪大了，躺在铺上反正也睡不着，还不如早点起来烤烤火。”
工作开始了。因为我们这次是来“检查”别人家工作的，人们对我们似乎都有一些戒备之心。唐主任说：“过去打仗，先要将情况摸摸清楚，再到前沿去看地形。我们这次来土门，先将情况调查清楚再说。”他决定工作组的几个人，白天全部下现场跟班劳动，晚上各人干自己有关的事情。老罗吞吞吐吐地说：“主任，我这几天不太舒服，老毛病又犯了。”他指的老毛病，就是他那一直挂在嘴边的故事：“1952年，（这几个字，他总是用“高八度”的声音说出）在太昭，我从马上摔了下来，留下个腰痛病，现在老是犯……”说完这一句话，他还会皱起眉，“哎哟——”一声，再长长地叹一口气，然后抬起右手揉着腰。唐主任说：“罗永寿有病，在帐篷里头好好休息。你们几个跟我去挖槽探。”
老话说“春暖花开”，绿草和红花是春天的象征。那时候都已经是四月天了，别说在内地，就是在拉萨，野草也纷纷从地下探出了嫩绿的尖脑袋，桃花也快要开放了。可在这土门格拉，山上山下，屋前屋后，一片灰黄，你根本就感觉不到一丁点春天的气息。就是到伙房里去，你也很难见得到一棵绿色的小葱、一片绿色的菜叶。吃的全是冻萝卜、冻白菜。
我们跟着唐主任，来到槽探工地，梆梆硬的冻土，使劲跺上一脚，咚咚直响。抡起镐头挖下去，手震得发麻，地上却只留下一道白印印，就跟挖在石头上差不多。而且，在这将近5000米的地方，我们几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挖不了几下，就气喘嘘嘘，何况是年近四十，进藏不久的唐主任。我们都劝他回去休息，他摇摇头说：“轻伤不下火线，我连皮都没有蹭破一点，回去干啥子？”他停顿了一下，看着王涣深说：“看来这样子硬挖下去也不行，用我们过去打仗的行话来说，这就叫作‘拼消耗’，这样哪能行？老王，这个任务就交给你这个工科大学生了，你好好想想办法。”第二天，王涣深向唐主任汇报：“土门属永久性冻土地区，我们施工槽探的地方全是冻土，它的硬度并不比一般岩石软；又因为是冻土，还没有了岩石的脆性，挖起来更加困难。光靠人力硬挖，根本不行。”唐主任说：“那依你的意见？”王涣深说：“现在的槽探施工区，有阳坡也有阴坡。阳坡地方，可以在上午等阳光将地表的冰晒融化之后下午挖；下午没有太阳时，还可以利用牛粪火来烤，边烤边挖；阴坡的施工点，最好还是用炸药，先将表层冻土炸开，再用火烤，比现在这样子硬挖要好得多。”唐主任找来探矿科长，问他，可不可以使用炸药？这位科长将头摇得像一只拨浪鼓：“我们也想过这办法，但炸药要是被坏人偷去了咋办？”唐主任问他：“坏人，哪个是坏人？”科长说：“那些民工……”他还没有说完，唐主任气愤地打断他的话，大声说：“我们到西藏来，就是为了解放西藏人民，同他们一起建设新西藏。他们是主人，我们是来为他们服务的，你倒把他们都看成了坏人？”第二天，根据唐主任和队上领导研究的结果，在民工中选出几个组长，由探矿科专门对他们进行训培，又订立了十分详尽的炸药领用制度，槽探施工采用了“一晒、二烤（用牛粪火烤）、三炸”的办法，工效提高了几倍。当时的民工组长，后来成了地质一大队车队队长的阿旺将措，只要一提起那些往事，就会热泪盈眶，连声说：“老红军，亚古西扎都！（好得很）”槽探施工问题解决了，唐主任又安排我们白天去钻机跟班劳动，还是利用晚上的时间，各自干些与自己有关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