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藏五十年》——第123篇：我将记住一辈子！

益西索朗

                            《我在西藏五十年》——第123篇： 我将记住一辈子！
                                                                               ——阿波霍的誓言
      小陈告诉我：“你千错万错，就错在不应该在运动中当了中间派。有人说你脚踏两只船，是一个没有立场的人！”唉！直到今天我才知道了，那位说我脚踏两只船的“人”，竟然就是如今在巴青“一手遮天”的那位M某人。
      这位M，1964年从湖北调来巴青，任县委组宣部长。我每次去县里报账时只要遇上了他，他都会热情地招呼我，要我去他的办公室里坐一坐，问我最近又给西藏日报社写了什么稿子？又勉励我要丢掉思想包袱，争取进步，真像是一位大哥哥。一次，珍沁不小心摔倒扭伤了腰，区里那位赤脚医生和部队二连的卫生员都没有办法治，我就大着胆子给M捎去了一个口信，他也就立即派县医院的张医生来高口为珍沁治病。那时候，他给我的印象，就是关怀我们这些基层干部的一位好领导。
      可是到了1965年，西藏开展了《农村三大教育运动》（三大教育就是以阶级教育为中心的阶级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前途教育），M被调去地区参加“三大教育”的试点工作，听说那时候他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开始时还很是出了一阵子“风头”，后来却因为一次很严重的事件，他受到了批评抑或是处分，详细情况我就不知道了。 M回到巴青后不久，文化大革命也就开始了。两派群众组织针锋相对，斗得不可开交。已经调到地区去工作的县委老书记刘正文，因为“群众强烈要求”（其实就是那几个造反的头头在操纵），被押回巴青来斗争。新来不久的县委书记刘涛也“靠边站”，成了生产指挥部的办事员。而那些日子M既不显山，也不露水，悄无声息地当着“逍遥派”。可是他在暗地里，已经成为了某一派的幕后军师。到了文革后期，刘涛因为“站错了队”，被调回浙江去了，才旦县长又调去地委担任副书记，人武部孙政委虽说是县委第一书记，但他主要还要抓人武部的工作，县里的大小事情都是M说了算，他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虽无名份，却又是“货真价实”的、巴青县的“一把手”了。
      那一段时间，M大刀阔斧地调整领导班子，提拔了同时也罢免了不少的人。我原本就只是区里的一个小文书，在文革中又一直当着中间派，看到M那不可一世的样子，避之唯恐不及，每次去县里时，只要远远地看到了他，我立刻拐个弯子躲开他，再也不敢同他打交道了。可是没有想到的是，就因为如此，我竟然得罪了他。但我只是区政府的小文书，原本就是干部的最底层，虽说“提上去”没有了希望，但若是再往“下”，也实在是没有“下”的余地了。有一句老话说得好：“爱屋及乌”。若是“逆向”的来想一想，那么“恨屋”也同样会“及乌”呀。这样看来，我就是那个“屋”，而珍沁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那一只可怜的“乌”了，不批准她加入党组织，也就是必然的结果了。可是M为官多年，深谋远虑，办完了这件事之后，他竟然又屈尊——其实是画蛇添足——给我这个区里的小文书亲笔写来了一封信，说出了那一句言不由衷的话——“这次珍沁同志没有被批准”（指的就是入党申请没有批准）是“希望你俩共同进步”。多么冠冕堂皇但又是滑稽可笑的一个理由呀！
       县里的汇报会开了两天，公斯乡的工作受到了县委、县革委的表扬。小周主任也好像忘记了我的大不敬，又来找我了。他仍然是笑容可掬地笑着对我说：“……不管你心里有多少想法，也不管有多么的不平衡，我们还是希望你能继续留在巴青工作，就算是给我们帮帮忙。”
       见我低着头没有搭腔，他又轻轻地咳嗽了一声，清了清嗓子，继续说道：“退一步来讲，就算你真的铁了心要走，我们也希望公斯乡的工作千万不要‘功亏一篑’，收尾工作一定要抓好。”我说：“这一点，请周副主任一百个放心，我参加工作也有二十二年了，这点原则性还是有的，我一定按照您的指示去做。”回到区里，我向区委书记次仁旺加和老赵汇报了会议情况和小周主任最后那句话，老赵笑着说：“好，好，好。有了你这句话，我也就放心了。”
      也就在那天晚上，我终于下定了最后的决心，对珍沁说：“为了不再连累你，也为了我俩那两个可爱的孩子，今后不再像我一样继续去当可怜的过街老鼠，我们还是离婚吧。”珍沁平静地对我说：“老王，我们在一起生活也有九年了。阿妈和我都知道你是个老实人。只要你自己做的事情对得起天地良心，我就是永远入不了党，也不会怪你的！”
       她见我低头不言语，又柔声地问我：“那年结婚，是我们两个人同意的，谁也没有强迫谁。对吧？”我无声地点了点头。她接着说：“听小陈说，你就快就要调到那曲去了，地区的‘勒空’（机关）比县里大，各方面条件也肯定比巴青要好，若是你觉得我没有文化，会成为你的‘库波’（包袱），连累了你，现在就请直接说出来。”说完这一句话，她抬起头，两行眼泪，也就滚滚地流了出来。
      看着那断线珠子般的眼泪，我的心又急又痛，脑子里一片空白。但是我又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她的话。她用衣袖擦去泪水，一字一句地说：“若你嫌弃我，想要离婚，我决不拖累你，我们明天就去县里办手续。若你只是担心自己的家庭成分连累了我，我明明白白地告诉你：只要你没有做对不起天地良心的事，我今生今世都是你的人！哪怕是那位M书记给你戴上一顶“帽子”，将你打成了反革命，将你关进了巴仁滩（那曲地区设在巴青县的监狱），我也会去给你送‘佐化’（巴青藏语：口粮），我会等你一辈子。格尔滩也永远是你的家！‘哈扎’！”
      “哈扎”！藏语巴青方言的意思就是：“凭着神灵起誓”呀！
       重盟誓，言必信，行必果，原本就是藏族人的好传统。原来属于康巴的三十九族地区更是如此。无论是结交“夏波”（生死之交）；抑或是承诺保守秘密、遵守诺言；还有表明自己秉公办事，未徇私情和表示忠于某一信念，常常都是用“哈扎”来表明自己的心迹。誓言一般有：“贡觉松”——凭着三宝（佛、法、僧）起誓；“觉仁波”——凭着佛祖起誓；……甚至还有凭着自己的父母和儿女起誓的，这种誓言的分量，的的确确是很重很重，因为是将自己至亲至爱的人押在了誓言上，如果背誓，就等于直接伤害了自己的亲人。巴青的男子汉们，情绪一旦激动起来，赌咒发誓多得很。但一般女子，特别如珍沁这种天性平和，木讷寡言的人，平时很难得使用这种语言。我俩结婚九年了，她还是第一次在我面前说出如此“重量级”的誓语。
      看着她那激动的样子，我不由自主，一把紧紧地将她搂入怀里，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好久好久，我才说：“那好！我就先去那曲报到，然后请求组织将你也调到那曲去。如果他们不答应，我干脆不当这个干部了，我俩一起回到前塔乡去当牧民！”
      想起这十年，三千多个甜甜美美而又不乏风风雨雨的日日夜夜，想起阿妈和珍沁对我的恩情，想起珍沁对我的那一份爱，我除了深深地感恩，还能做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