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藏五十年》——第133篇：进京告“御状”

益西索朗

                          《我在西藏五十年》——第133篇：  进京告“御状”
       一天我回农牧局办事。万英副局长告诉我：“那曲镇派出所民警小宋同志打来电话，要你过去一下。”我去到派出所，一位我不认识的女户籍员，见到我以后，将我看了大半天，就像是在看一个怪物。再后来，她皮笑肉不笑地说：“巴青县公安局那位户籍员，一定是喝多了青稞酒？你明明是一个汉族人，两个儿子怎么就变成藏族了？你的家庭成分明明是官僚+地主，孩子怎么又变成了贫苦牧民？现在必须统统改过来！”
       事情的原委是：1964年经过县委批准，我在巴青牧区当了上门女婿，两个孩子的名字都是由阿依（祖母）曲珍亲自给取的。户口登记的也是藏族，家庭成分是贫苦牧民。我将他俩的户口迁到那曲之后，就到那曲镇派出所登记了户口（那时候的西藏，还没有给个人发户口本，只有“集体户口”）。
       如今听到她那阴阳怪气、幸灾乐祸的腔调，想起两个无辜的孩子，也要和我一样继续去做可怜兮兮的“另类人”，头上也要戴上那一顶“黑帽子”，我的心就像是被一把刀子在割着，好痛好痛呀。我的思维也一下子就 “掉了线”，一片空白，好一阵子，什么也想不起来了。过了好久，等我缓过神来，那位女民警，手脚倒是麻利得很，已经按照她刚才说的话，将户口登记本上两个孩子的“家庭成分”那一栏，改成了官僚地主。我耐着性子，将当年在巴青县结婚的情况和县委的决定，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并且说，当时批准我在巴青安家落户的县委第一书记刘政文，现在就在地区工作，我可以将他请过来，为我作证明。那女户籍员铁青着脸，一字一句地说：“你说了那么多，故事编得也很是不错，但是公安局有规定，你就是请地委第一书记曹旭来也不管用！”
       实在没有了办法，我只好向塔局长说明情况，请了假，专门回了一趟巴青县，请县委写一个文字证明。这一次M倒是很爽快，二话没说，立即让县委办公室写了一个证明，然后又去县公安局加盖了一个“情况属实”的公章，我将这盖着两个大红章子的证明拿到镇派出所，可是那户籍员不屑一顾地瞟了一眼，顺手往桌上一丢，紧接着，就像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人们天天都要“早请示、晚汇报”，背诵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一样，高声朗诵道：“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我这是坚持阶级路线，绝对不能改！”一时间，我真的感到走投无路了。我心想，实在不行，我就只得跟珍沁离婚了！反正一句话，决不能让两个无辜的孩子再像我一样，戴上这一顶看似无形，实重千斤的可怕帽子呀！
       可是那一段时间，引那曲河水灌溉红旗公社草场的大水渠正在修建，工程太紧张了，我也就只好将这件事情强压在心里了。但是，每当到了晚上，我躺在工地地铺上的时候，那曲镇派出所那女户籍员恶狠狠的声音：“我这是坚持阶级路线，绝对不能改！”，也就会在我的耳边响起来。我的脑子都快变成了一锅翻滚的“土巴”（藏语：糌粑加骨头熬成的稀饭）。有的时候，我甚至想一死了之算了。
       我那反常的样子，肯定引起了塔局长的注意。他眯起双眼，似笑非笑地问我：“早些日子还是满面春风，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严寒酷冬？莫非是我哪里得罪了你？”我说：“自从认识了您，我就像又回到了高口区，跟着区长扎西下乡时一样地高兴。可是只要一想到，世世代代受苦受难的珍沁，她的孩子也受到了我的牵连，要跟我一样再去当大地主、大官僚，我就是死了也想不通！”听了我的话，局长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嗳——”，然后说：“你放心，只要我还在那曲工作，我一定尽力帮助你，将那女户籍员的荒唐作法改过来。”
       好像是为了让我开心，他又笑着问我：“汉族同志有一句老话说，心急，心急，吃不了什么呀？”看他那样子，莫非是真的忘记了那下半句？我就老老实实地告诉他：“吃不了热豆腐。”局长哈哈哈地大声笑起来，接着说：“只要你不急，我想你就能够吃上热豆腐。咱们只要有理，就能够走遍天下！”自那以后，他再也没有跟我提起这让我揪心的话题。我也只好强压下这一口气，“耐心”地盼望着能吃到局长说的那一碗“热豆腐”。日子也就像是那曲河里的水，日复一日地流走了……
       又过了一些日子，塔局长笑嘻嘻地对我说，要交给我一个新任务。看到他那神秘兮兮的样子，我没有吭声，只是呆呆地看着他。局长高兴地说：“这次分管地区牧业生产的才旦书记要去北京参加全国牧区工作座谈会，他想让我跟他去。我说：现在是夏天，我又最怕热，就推荐了你跟书记一起去。这次你到了北京，看看有没有希望？”我奇怪地问：“什么希望？”局长说：“你那两个小孩的户口问题，我向地委几位书记都反映过了，他们也都表示了理解和同情，但是现在这形势……”话刚说到这里，他打住不说了，一脸内疚的样子，倒好像是他做了一件对不起我的事情。又过了好一会儿，局长轻轻地说：“你到了北京，看能不能向上面反映一下。”
       去北京，再“向上面反映一下”，那不就是过去人们所说的“告御状”了吗？我的眼睛一热，真恨不得一把紧紧地抱住敬爱的局长。但我立即又将头别了过去，以免让他看到我那不争气的眼泪。
       我跟着地委才旦书记来到北京，就住在距离天安门西边不太远的民族饭店。当夜我就在住处，赶着写好了一份申诉材料，接着就是打听中央接待上访人员办公室的地址。等到会议安排与会者去故宫参观的那一天，我就趁机向才书记请了假，去找接待办公室。
       我现在还记得，接待办公室的地址好像是太平街甲8号，一位四十来岁的女同志接待的我。听完了我的口头申诉，她又低头看着我递上去的材料，嘴里还轻轻地在念叨着：“一个汉族人，去西藏工作快二十年了，又在藏北安了家，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她又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眼光里充满了同情。接着就低头刷刷地写了一张纸条递给我，我接过来一看，原来是介绍我到一个招待所去免费食宿的条子。我说：“谢谢您，我有地方住。”她诧异地问我：“你住在哪里？”我说：“这次我是跟着地委书记来北京开会的，就住在民族饭店。”她坦然地笑着收回了那一张纸条，然后高兴地说：“好，好，好！你安心开好会，放心回西藏去。我们会很快将你反映的情况和我们的意见转到西藏去。”
       会议结束后，我又跟着才书记到内蒙古大草原转了一大圈，接着，我这个另类人又被书记派到紧靠中蒙边境的乌盟达茂旗的红格塔拉种畜场，在那里参观学习了好些天。然后就回了那曲。
       那一天刚到农牧局，头一个碰到的人是副局长万英，万副局长也是建国前参加工作的老革命，也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1962年从边境地区的林芝调到了腹心地区的那曲。他见到我开口的头一句话竟然是：“王寿民呀王寿民，你好大的胆子，告状竟敢告到中央去了！”我心格噔一下，紧张得差点憋了气，急忙问：“局长，上面怎么说？”他缓了一口气，笑着说：“莫要慌，莫要慌。上头说了，如果你反映的情况属实，就应该改正过来。”我好高兴，连忙与他告辞，跑去派出所找那位户籍员。
       来到派出所，还没有等我开口，那户籍员就怒气冲冲先发制人地开了腔：“姓王的，你的歪点子还真不少呀！告诉你，到哪里去告状是你的自由，这我管不着，也根本不想管。呸！但是，只要你的户口还在我这个小小的派出所，你就永远也别想改过来！”我真的被她逼得走投无路了，咬了咬牙，就大着胆子径直去找了地委第一书记曹旭。
       听完我的汇报，书记皱起了眉头，拿起电话，说：“接公安处。”不久，地区公安处靳处长就急急忙忙过来了，书记问：“上次北京转来王寿民的那一份材料，你们是怎么处理的？”处长回答：“那曲镇派出所的小宋说了，她这样做是在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阶级路线，誓死不能改！现在这形势，处里又不好强迫她。”书记说：“上次我也向刘政文同志详细了解过当年的情况，跟王寿民所写的那份材料完全一样。赶快纠正吧。”
       就是这样一件事情，拖了那么久，我将“状子”告到了北京，最后还是北京来了信，地委第一书记亲自过问，珍沁那两个无辜的孩子总算是没有再像我一样，继续去戴那一顶可怕的大帽子。我在心里说：千真万确，世上还是好人多哟！

蔚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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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西索朗

蔚青 发表于 2019-8-12 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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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站长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