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藏五十年》——第134篇：地区种畜改良场

益西索朗

                                                  《我在西藏五十年》——第134篇： 地区种畜改良场
       我跟着才旦书记回到那曲没几天，书记就要我去地区种畜改良场，将这次牧区工作座谈会议的精神向场领导作一次汇报。书记接着又问我：“地委的几辆小车都出去了，你看怎么办？”我回答说：“小车就是在，我也不需要。我的11路汽车（两条腿），这十多公里一口气就跑到了。”
       别看那种畜场虽然规模不大，故事还真是不少。就拿那位栾场长来说，听塔局长告诉我，他原本就是行政十四级的聂荣县委第一书记。（那时候的国家行政干部级别，“正县（团）级” 就是十四级）。我就想，那位场长如果能够再往上提一级——十三级，那他可就是“准地、专（师）级”——正儿八经的“高干”了。我又想起“当年”——1960年，西藏地质局办公室的主任唐振华，就因为是行政十四级，他虽然是一位饱经风霜雪雨、经历过无数次出生入死战斗的老红军，在拉萨却没有资格领到“高干特殊供应证”，只得和我们这些平头老百姓享受同样的待遇。
       可是，我也听人说，这位栾场长一到牧场，干的头一件事，就是从拉萨买回来一批口哨，又信心百倍地为牧场制定了一份作息时间表。每天早晨由他亲自吹响口哨，场部附近放牧点的牧工们，一听到哨声，就要效仿古代的烽火台——不是点火，而是吹哨子——立即向远方传递消息。如此一来，哨声就能够以音速传遍整个牧场。牧工们一听到哨声，也就要即刻赶着牲畜出牧；傍晚，同样要听到栾场长的哨声大家才能够收牧。我估计，这位场长是想用管理现代工业的手段，来管理还处于游牧时代的种畜场。他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效果就事与愿违了。
       珍沁去牧场工作之后，我也去过那里好几次。每次见到栾场长，他都是十分地热情。我与场长同志过去从未谋面，但在与他接触几次之后，他那待人接物的气度和言谈举止，还有他那一副镜片厚厚的近视眼镜，我估摸着，他肯定是一位饱读诗书，也饱经风霜的人。他的心里好像憋着说不完的话，如今遇到了我，就像是“饥不择食”，便将我这个只读过一年书，地位又与他有着天渊之别的小小办事员，当成了他倾诉满肚子“衷情”的一只“话篓子”了。
        一次，栾场长百念皆灰地对我说：“进藏之前，我还真的有一点四体不勤，五谷不分。59年进藏后分配到了聂荣县，牧区的接羔育幼、抓膘配种，更是将我搞得晕头转了向。如今又被派到这牧场来了，我可是一个完全不称职的场长。”但是在我看来，栾场长并非碌碌无能，起码他要比巴青县的那位M书记强。但是派他来当这个场长，我觉得不一定是组织上对他的大材小用，更不可能是他自己力不从心，主要还是那年月变幻莫测的政治气候，他才被“乱点了鸳鸯谱”。我还觉得，这还真有一点像用一尊大炮去打一只蚊子。可是在那个年代，这又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呀。
       我向场长汇报完会议情况，就去看望珍沁。珍沁被调到地区种畜改良场后，工作是保管员，可她还是牧场党支部委员，分工负责女工政治思想工作。珍沁从八岁起，就一直跟着牛羊转；牧场的放牧员，绝大部分也是贫苦牧民家庭出身的女人。珍沁来到牧场，就像是回到了一群亲阿姨、亲姐妹中间。那时候牧场没有子弟学校，珍沁就将她们的孩子组织起来，教他们学藏文和小学数学；有的牧工家里发生了小纠纷，她就去帮助调解；有的牧工病了，她也就拿起牧鞭，代替她们去放羊。牧场的生产开始有了变化。1975年，珍沁还被评为出席地区党代会的代表，后来又被评为地区的先进工作者。
       不久之后，栾场长就调离了那曲。地委又派了一位姓郭的县委副书记来当场长，与他同来的还有一位大学生郭兽医。一时间，牧工们都晓得牧场来了大、小两个老郭，有事情找场长——大老郭；牲畜病了喊兽医——小老郭。
       为那曲地区种畜改良场做出贡献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再后来”从嘉黎县调来的戎玉祥。老戎是安徽人，农业中专学校毕业生，一个有“文凭”的人。来到西藏，他一直在区里当文书。1965年我去参加地区干部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时，老戎也在大会上做了典型发言。他从自己悲惨的家世讲起，讲到解放之后自己能够上学，到西藏工作之后，怎样与牧民群众四同一通的故事，当时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时间过去了八年，就像一场抗日战争那么长，老戎也从一般干部做到了区委书记，如今又被调到牧场担任副场长，牧场的工作可以说是又上了一层楼。
       一次老戎对我说：“我们种畜改良场成立这么些年，就是为地区和那曲县机关干部供应牛奶和酸奶，牲畜改良却是空话一句，这该怎么办？”可是我哪里晓得如何回答他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