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三个母亲 /蔚青

蔚青 · 发表于 2017-7-28 06:28:22

                                                                                               我的第三个母亲

                                                                                          谨以此文祭奠我的养母在天之灵


   在我父亲29年短暂的人生历程中，先后娶过两个媳妇。第一位是完全按照我们乡下的规矩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的是我们邻村的女子，曾经生下一个女孩，祖父为其取名为“竹兰”，不幸的是母女俩先后不幸夭亡。随后父亲便跟随祖父来到蚌埠，在自家新开的布店里做学徒，常常来往于蚌埠和上海之间，负责将上海采购的布匹押运回蚌埠。出于生意上的考虑，祖父三位堂兄弟中的老三杨绍业（字立甫）长住上海“坐庄”，负责货物的采购。在三爷爷的张罗下，一位上海姑娘走进了我父亲的生活，并在上海举办了西式的婚礼。
   新媳妇进门，要按照杨家的班辈重新给她起一个名字，父亲的第二位妻子（也就是我的生身母亲）到杨家后起名淑云，而她原先的姓名就鲜为人知；第一个妻子在其短暂的一生中一直被人唤作“竹兰娘”作为对她的称呼，久而久之无论是她原先的名字以及到杨家重新起的名字都一概被人遗忘干净。
   父亲兄弟三人，长子杨希温娶妻朱氏，原本是一个大户人家，自小读了几年私塾，在农村可以称得上是颇有文化的了，未出嫁前不仅姓、名齐全，而且还有配字。嫁到我们杨家来可以说是“门当户对”，又是长房媳妇，在家中更是举足轻重，连祖父也对其礼让三分。因此另起名字的规矩在她这里也就有了例外。
   我们北方老家给孩子说媳妇有个沿袭已久的习惯，就是女方要比男方大二、三岁，一是知道疼爱男人，二是进门就可以当成有用的劳力。叔叔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又比先前的两个哥哥小七、八岁，所以祖父对其疼爱有加，不仅不用像两位兄长那样自小就需要担负起父亲帮手的责任，并且还要将他培养成家中最有文化的人。为了拴住他顽皮的心，在他还没有完全懂事的年龄便为他娶了一房媳妇，并且为她取了一个极为悦耳、吉祥的名字“瑞云”。她就是竭尽其一生含辛茹苦将我养大成人的婶娘，也就是我的第三个母亲。
   世界上很多事情并没有按照人们的初衷与愿望产生结果。当叔叔从中央警官学校毕业分配到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工作后，很快就与当地的一位年轻姑娘恋爱并一同去了台湾。从此，不仅仅祖父祖母与他们这唯一活着的儿子天各一方再无重逢的机会，婶娘与她的丈夫也因为夫妻俩此后再没有聚首而终身没有子女。
   我的大伯与父亲起初是一起随着祖父离开河南温县老家来到蚌埠经商的，大伯不到二十岁就因罹患肝病而夭亡，父亲也在与我母亲新婚不久患肺病久治不愈在蚌埠去世。接二连三失去亲人的沉重打击让家中两位老人完全丧失了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
   值得庆幸的是，在父亲去世后的28天，我这个被大人们称之为“十分命硬”的遗腹子来到了人世间。此时此刻的家中三个儿子两死一走，祖父祖母将我视为家中延续香火的唯一希望而宠爱有加，一家人因为我的降临又重新燃起了未来的希望与信心。
   母亲在我出生不久后便提出想回上海娘家的意愿，祖父对此表示理解，但条件是孩子必须留下，因为孩子是杨家唯一的根苗。
我们家庭经历了如此无法想象的变故之后，祖父、祖母痛定思定，便与婶母协商，既然她失去了丈夫和孩子（婶娘与叔叔婚后曾经生有一女但夭折），我没有了父亲和母亲，那就相互认做母子，一家人相依为命吧。然而，两位老人的好意却被婶娘断然拒绝了。理由纯朴的让人流泪：“孩子是二哥留下的骨肉，也是咱杨家的根苗。即使小申（叔叔的乳名）他今生今世永不认我，我既嫁到了咱们杨家，生就是咱杨家的人，死也是咱杨家的鬼。你们二老不用费心，把孩子拉扯长大是我做媳妇份内的事，我不会让咱二哥没有后，更不能够让咱杨家断了根。”面对媳妇大义凛然的决绝态度，两位老人只好听从其便。但是，谁也没有预料到的是，当年婶母的这一番发自肺腑的表白，多少年后竟像一道施了魔法的咒语，不幸言中了其后的几件大事情：一是叔叔与她今生今世果然天各一方再也没有重新团圆的机会；二是叔叔在台湾虽然一生育有7个姑娘，但是渴望为老杨家生育一子的愿望终身都没有得以实现；三是婶娘一生虽然经历了千辛万苦，但还是将杨家三兄弟唯一的传人抚养长大成人。
   婶娘一生经历的困苦与艰辛，即使倾述三天三夜也难以尽诉。但是我想用下面的三件事情来加以简略地表述，好让我的后人多多少少地了解一些关于婶娘的为人。
   新中国成立之初，新的《婚姻法》颁布，对我们家的冲击可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解放前不少资本家和有钱人凡是有几房姨太太的，以及国民党去台人员留在大陆的眷属，政府鼓励她们同原先的家庭脱离关系，重新嫁娶组成新的家庭。当时还是二十多岁年轻妇女的婶娘正是被动员的对象。那时候我刚刚记事，隐隐约约记得每天从早到晚不断地有人来我们家找她谈话。尽管她始终都是一个咬定不变的回答，但来家做工作的人却依然是步步为营、不依不挠，这种局面让我的祖父看在眼里，心中却着着实实的担惊受怕了好一阵子。有一次我躲在楼梯上偷听到婶娘对来人说：“我们家上有两个上了岁数的公公、婆婆，下有刚刚几岁尚未成年的孩子，我们两个媳妇要是重新改嫁了，你让他们老的老、小的小今后怎么过？”正是由于婶娘这种坚定不移的态度，使我们这个几经风雨飘摇、随时随地都会岌岌可危的家庭最终以有惊无险的结局而保全；正是由于婶娘的这份坚持，随后祖父直到去世都得以有人为其养老送终；正是由于婶娘对自己承诺的这份信守，我们杨家如今才得以生命的繁衍与延续。
   祖父是在1954年因突发心口疼来不及抢救而辞世，杨家在二马路的商铺在解放后清算关张时，我们家分得位于繁华街区的三间两层楼店铺，作为我们一家人今后全部的生活来源。我们家自己住了一间，楼上睡觉，楼下门面开了一间杂货铺；另外两间分别出租给一家姓汪的茶水铺和一间压面条的作坊。祖父去世不久，政府兴建蚌埠市第一座百货大楼征用了我们家的三间房屋，有一个叫王鹏九的河南同乡生意上需要资金，便委托中人来说服刚刚接手管家的婶娘，把政府的征房款借给他使用，作为交换他从自己众多的房产中借给我们一间做住家用，双方签订的契约中称“钱不生息，房不收租”。善良的婶娘看在同乡互帮互助的份上答应了他。谁也不曾料到后来政府实行私房改造，由于对方是改造对象，其名下的所有房产全部无条件地被收归国有，而我们住家的房子因为只有双方借款的契约而没有房屋买卖的依据，自然也在被改造的范围。记得那时候婶娘每天牵着我的小手跑遍政府的各个部门四处去申诉，结果希望全无。当时有好心人给婶娘出谋划策，到人民法院去状告债务人，要求归还所借欠款，即使对方无力偿还，也会从其被改造的房屋中判令一间归我们家所有。可是生性朴实的婶娘认为与同乡对簿公堂是一件极不仁义的事情，当她听说对方因为生意倒闭、且又住在女儿家卧病在床的消息，遂即动了恻隐不忍之心，从此再也没有将此事提起。以至于我长大懂事之后常常想起这件事时，也总是埋怨婶娘的这份善解人意与慈悲心怀，使我们娘俩打那之后就再也没有过一间属于我们自己的住房。
   在我幼年的记忆里，婶娘的一生最为苦难的历程并不只是她为了我们娘俩的生计而经厉过多少难以记述的艰辛。因为这一切与政治上所遭遇的歧视和非难相比，生活上的艰难就远远的算不上什么。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里，只要一个家庭，一个人如果摊上自己的亲人被划入“敌对阶级”的范畴，那你的麻烦可就永远也无法摆脱，跟随而来的牵连使你遭受的非人待遇那是不敢想象的，在那个十年动乱时期类似这样的实例就像家常便饭一样的平淡无奇。“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不久，“红卫兵”先后三次冲进我们家那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出租房里进行抄家，他们翻箱倒柜，挖地三尺，旨在搜出“埋藏的”枪支弹药，潜伏特务的名单和国民党委任状之类的东西。这一次被吓破了胆的该是轮到我的婶娘了。在那一段至今回想起来还让人心惊胆战的岁月里，就连多少年来一直始终不变、坚守着自己终身不嫁的婶娘也终于丧失了最后的信心。为了换取晚年能够过上几天不再担惊受怕的日子，她被迫违心地改嫁给一个穷苦出身且终身没有娶妻的马姓老汉，以表示在政治上同前夫彻底地划清了界线。不幸的是婶娘一生苦难的命运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她与前夫的这段关系竟像噩梦一样挥之不去，就连她的新夫也会常常以此作为欺霸与凌辱她的理由，最终导致高血压突发而离世。
   婶娘充满悲情的苦难一生，如今已经因为她的离我们而去从此画上了一个残缺的句号，但是它给我以及我们的家庭、我的后代子孙所留下的恩惠却是永远也不可忘却的记忆。如今我也已经渐渐步入老年，每当我回顾起自己此世今生所走过的道路时，总会情不自禁地产生一种欲哭无泪的哽咽，每当这时，我的心里总会有一句同样的话急涌到我的心口：“世界上什么才是无法割舍的亲情？人世间什么才是伟大无私的母爱？”多少年来婶娘那常常在我睡梦中久久不愿离去的身影，给了我一个圆满而无比深情的答案。
   望着躺在病床上生命最后时刻的婶娘，我无言地流泪，我的心紧紧地抽搐着，此刻在我心中不由自主地涌现出一首小诗，那是我在对我的这位伟大的母亲发自心灵深处的呼唤：

                                                                              大爱无疆莫如母，血汗掺泪化为乳。
                                                                              结草衔环难回报，来世今生永无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