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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仲男 于 2017-9-12 15:57 编辑
斗胆向蒋经国建言
1972年我负笈法国留学,平日努力读书,有关政治活动尽量不参加,一来明哲保身,二来免得被有心人士贴标签,或乱扣红帽子。
犹记得1971年,台湾被迫退出联合国,原有的位置由中国大陆取代。为了回应这些国际大变局,台湾政府开始邀请侨居国外的学人,利用暑期回国,举行研讨会议,对政府的各项施政作评估、建言,共商推展国家建设的大计。第一届研讨会于1972年八月在台北召开, 这就是当时非常有名的“海外学人国家建设研讨会”,简称“国建会”的由来。
那时台湾的政治氛围普遍是重美轻欧,所以理论上虽是涵盖全球的华人代表,不过重点还是在美国及加拿大,欧洲只有法国、德国、英国少数几个名额。
法国侨界这边对于争取回台湾参会竞争的非常激烈。因为台湾政府不但提供大家往返机票,还加上十馀天的食宿招待。在那个物资十分艰困的上世纪70年代,能够参与“国建会”,为公不只深具荣誉与使命感,为私也可借机探访在台的亲人,所以知情者都卯足全力,竞争这唯一的名额。
我因为对政治不沾锅,所以对这种“好康”的事情,毫无所悉。一天接到“国府”驻巴黎代表的电话,通知我雀屏中选,我既高兴又有些吃惊。事后才知道,因为有两批人马同时角逐,但双方势均力敌互不相让,最后居然达成协议,让我这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局外人岀线,使我变成幸运的“黑马”!
1975年暑假回到台湾,旋即去“国建会”报到。我们这一团约有百人,领队为留美代表,我被公推为副领队。我们的行程除拜访政府的各个部会,另外也到中、南部参观各项建设,而且同时分组举办不同的专业研讨会。
一天早上举办单位高层突然接到通知,“行政院”院长蒋经国先生要接见我们。大家听到消息后都非常兴奋,虽然正值八月溽暑,男士们依然西装革履,女士们也难得换上正式套装或洋装以示对经国先生的尊重。
那天经国先生接待我们,态度和蔼可亲,他并且对我们在海外的学业与生活也都十分关心。最后他问我们对政府有什么建议?大家你看我,我看你,现场不止鸦雀无声,很多人甚至还低下头去,不敢直视蒋先生的目光。
我突然举起手来,他很高兴地指着我说:“请讲”。于是我鼓足勇气对着他开口道:“我们民众对蒋公都很尊敬,可是现在他已经过世,在我们的驻外机构中,看到的还是蒋公的玉照,而不是现任领导人的照片,是不是可以请您通知外馆,加放严家淦先生的照片呢?”他愣了一下,随即答道:“可以,可以!”, 我看到旁边的随行人员及各部会首长,大家都明显地松了一口气。
在那个极端威权的年代,我的建言称得上十分大胆。因为老蒋先生在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过世,将近四个月的时间里,台湾所有政府机构及学校,都依然还是悬挂着老先生的照片。可是等两周后我回到法国,就发现驻巴黎的台湾政府机构,已经高挂着现任领导人严家淦先生的巨幅照片了。
这件事情让我对经国先生十分钦佩及景仰,经国先生的泱泱大度与从善如流精神的确值得称道。可惜天不假年,一九八八年他才七十七岁就因病去世了,我常想如果他能够多领导台湾几年的话,台湾会不会另有一番不一样的景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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