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藏五十年》——第109篇：我的头上，又有了一顶“新帽子”

益西索朗 · 发表于 2019-8-2 20:59:37

本帖最后由益西索朗于 2019-8-2 21:01 编辑

《我在西藏五十年》——第109篇：我的头上，又有了一顶“新帽子”
县人代会结束不久，我又接到县里的通知，说我被评为巴青县“干部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通知我跟县长才旦，和另外两位藏族干部一起，去地区参加“那曲地区干部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说一句大实话，那个年月，我所在的高口区，藏、汉族干部（加上区供销社、粮站、信用社、卫生员、兽医）十多个人，就只有曹书记那里有一套汉文版的<毛泽东选集>。
地区的那次会议，有八个人被指定在大会上“重点发言”，出乎我的意料，我这个另类人，竟然也“名列其中”。我只好按照会议秘书组的通知，将自己来到高口区这两年多，做了些什么事，就如人们平常所说的“报流水账”，一五一十地写了出来。可是没有想到，秘书组的一位同志来找我了。他说：“老王同志，这次指定你在大会上发言，主要就是希望你将自己是如何‘活学活用’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光辉著作，改造剥削阶级家庭带给你的旧世界观的具体做法，向大会作一次汇报，也为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志，做出一个榜样。可是你这样子就事论事的一本流水账，那可不行？要好好地改一改。”我说：“好老师，我每天就是在牧场，跟着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区里面就只有区委曹书记有一套毛主席选集，我学得确实很不够。再说那‘剥削阶级家庭带给我的旧世界观’，我刚一出生，就赶上了日本鬼子侵略中国，后来就是跟着妈妈在流亡路上度过了自己的童年，1947年跟着妈妈回到衡阳，依旧还是住在外公家里。那时候老人家已经卸甲归了家，在我的眼里，他就是一个不苟言笑的老头子。他平时里别说跟我说话，就连看都没有正眼看过我一眼。但是他退休前是国民党军的中将司令，他那腐朽、反动的剥削阶级思想，肯定影响到了我的世界观。我记得，他身边还有一个带有领章、帽徽的现役军人张副官；他还有一把很漂亮的银水烟袋，抽起烟来，就会咕噜咕噜地响；除了我外婆，他还有两位姨太太，我跟弟弟就叫她俩：二外婆、姨外婆；还有就是解放前衡阳市最后一位市长，名字叫欧冠，他也是一位中将，经常来看望外公，听人说他杀了不少抽鸦片、赌大钱的人，衡阳人都偷偷叫他欧剃头。这些都是剥削阶级家庭带给我的旧世界观。”
听了我的话，那位秘书同志无可奈何地笑着说：“你若果就是这样子讲故事，那可就真正是离题万里了哟。你说自己现在还没有毛主席的光辉著作，那好，我马上就给你送过来，请你重新将发言稿子好好地改一改。你要先“务实”，写一些具体的事例；接着再“务虚”，将自己做过的事情，与毛主席的教导好好地联系起来。”
我心里想，自己来高口的这两年，就只是按照县委刘书记的指示，老老实实地工作，实事求是地写工作汇报。秘书同志交给我的这个先“务实”、再“务虚”的任务，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完成。后来，他们又派来一位C同志，说是由他来帮助我，将发言稿子好好地改一改。
那一天，那位老C同志用他那一口江苏话对我说：“文章不怕改，越改越要改！”我那一篇实话实说的发言稿，也就被老C同志不厌其烦地改成了长长的一篇“既有理论，又有事实；先务实，再务虚”的经验介绍了。
再一天，轮到该我在大会上发言了。我胆战心惊地拿着那厚厚的一叠稿子，结结巴巴地念了几句，感到特别扭，实在没有法子再继续念下去了。我突然记起了“巧诈不如拙诚”那一句老古话。我干脆甩开那稿子，还是依照自己的思路，实话实说地讲了起来。可没有料到，就是这样子一讲，我的心里坦然了，思路清晰了，话也流畅了起来。竟然还得到了与会者的认可，掌声响起了若干次。眼看着就要到中午开饭的时间了，我还没有讲完，主持会议的地委组织部韩部长来到我身旁，小声对我说：“老王同志，上午会议时间快到了，你在下午接着发言吧。”我立即回答他：“部长，我还有两分钟就足够了。”就在我飞快地结束发言，慌忙地走下发言台的时候，掌声又再次响了起来。我心中的那位大恩人、大好人——西藏地方干部学校的杨主任——现如今的那曲地委副书记杨孝彬走上前来，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充满感情地看着我，对我说了五个字：“一定要争气！”
自从在拉萨藏干校与杨主任依依惜别，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两年多，今天见到老主任，我有好多心里话想对他说呀！可惜在那个场合，我没有敢跟他再多说一句话，就随着人群走出了会场。我更加没有料到的是，那次与他握手，竟然是我今生今世与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握手！ 1969年，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听说杨书记就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派性将他害死了。过了好几年，那曲地委一位姓肖的秘书，在西藏日报上发表了一首缅怀杨书记的诗。我将那首诗剪了下来，可惜后来也找不到了。杨孝斌书记，永远是我心中的一座丰碑！
话归正传。在那曲，我又被选为出席自治区的代表，跟着才旦县长等几个人去拉萨，参加“西藏自治区干部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
（这一张照片，就是在拉萨参加那次大会时照的。前排右为才旦县长，左为地区水利队技术员印世炎，后右为巴青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康洛，左边是我）。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如今写着这些往事时，看着这一张发黄的照片，我不由自主地又想起了才旦县长。他是青海化隆人，1959年进藏后，一直在林芝地区的嘉黎县工作。1965年嘉黎县从林芝划归那曲地区，才旦当选为巴青县长。他那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很快就赢得了巴青全县干部群众异口同声的赞扬。刚开始，我觉得自己是个另类人，对他从来都是敬而远之。但每次与他相遇时，他都会主动跟我打招呼。特别令我难以忘怀的是，1972年他当选为那曲地委书记（那时候的几位书记，只有“排名先后”，没有写明白谁“正”谁“副” ），有同志开玩笑说他是“鸟枪换炮”，当上了“州官”，可是他依然像在巴青县工作时一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那在地区贸易公司当经理的妻子鲁毛，一次跟着汽车去装货，途中发生车祸，下身瘫痪。他一如既往地照顾着鲁毛。
1978年，才旦调自治区党委组织部任常务副部长兼自治区人事厅长。那一年，我也调到了拉萨。又可以经常见到他了。在我的心中，才旦就像是我在衡阳遇到的郝守才、任继忠，后来在西藏地质局遇到的赵斌、唐振华、梁瑞庭、孙长胜一样，他们都是我最尊敬的人。一句话——世上好人就是多！
再后来，才旦调回了原籍，任青海省民委主任，后又任省人大副主任。因为工作关系，我每年都要去内地开会，但是我从不乘飞机，每次都是先坐汽车去西宁，再换火车去开会。就是为了顺路能够看望老领导才旦。
那次在拉萨开会时，我就想趁着这个机会，去地质局看望梁局长、唐主任和孙局长，还有那么多帮助过我的好心人。可惜的是，那时候西藏地质局又一次被撤销了，大部分同志调回了青海，只保留了一个综合地质大队，也离开了拉萨，住在青海格尔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