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宝贵哥去世的消息，我是在六月十七号那天接到的。那天起床很晚，因为夜里没睡好，在院长家一直吵到快十一点。还不是因为评教授那点事，凭什么比我教书晚的学历低的可以当正教授，我就不行。我的专业不热门，那不是我的事。有本事别让渤海学院开设汉语言文学这个专业啊！我这个系主任大不了早退休。这几天，老婆感冒，卧室不能开空调，客厅的空调又不制冷了，其它房间又被从油城来的女儿一家占着，我心里烦透了。天闷热的要命，浑身粘乎乎的，我连着冲了两次凉，傍明天的时候才勉强打了个盹。要不是十点四十有节课，女儿再催，我也不起来，头一直昏昏沉沉的要命。学生再不喜欢听，课总得上。 天气依旧闷热，一丝风也没有，稠乎乎的空气好像凝住了。 一丝云彩也没有的天空中挂着一只大火球，一副要把水泥地烤糊的架势。小湖岸边的垂柳简直就是贴了符的僵尸，一动不动。当我迈进教室的时候，看到坐在教室里的那几个学生，比我预估的还要少。除了古代汉语让人乏味外，他们大概都在收拾行李准备放假了。天热心烦，我站在讲台上足足有五分钟没说话，那几个叽叽喳喳的学生也静了下来，出奇地看着我。我一句话都没说，手机响了，是我那当村长的侄子打来的。 宝贵哥得了绝症，我是知道的，这一天的到来早在预料之中。他这人倔，在县医院查出淋巴癌就是不住院化疗。他除了和家人叹了几声气外，神态很平静。他不住院，他那在县法院工作的儿子锦城找到我，让我劝劝他父亲。我欠宝贵哥的，要不是我，他肯定是另一种命运。想起小时候犯的错误，我就揪心。如果当时他爷爷不是富农成份，我也承认那屁是我放的......唉！说啥也晚了。他儿子不找我，我也不会袖手旁观。我借他到市人民医院复查的机会，劝他住院。宝贵哥还是那么高，只是人瘦了不少，脸黄的像纸钱，过去那双大眼已经不存在，眼皮肿得把眼睛挤成了一条缝。烟照样抽，谁也劝不了，家人后来也不忍心劝了，都这样了，随他心意吧。我和他说化疗的事，他是连连摆手，罕见地不叫我的名字，叫我兄弟，让我别再说这事了。他有他的理由，中央台的罗京也是这病，不也没治好吗？县医院的盖医生得了肝癌，除了打止痛的针，也没化疗，他们的条件有几个能比的了？我知道我的劝说很空洞，也知道治疗是徒劳的，也就不再死劝，只好劝宝贵哥心情好一点，该怎么享受就怎么享受，别疼钱。宝贵哥不缺钱，很会过日子。 我们那村子所在镇不大，但村子是全镇最大的村，全村两千多口人。沟盘河从村南村东绕过，河东河西都有我们村的土地。明洪武年间，我们马姓老祖宗从河北枣强县迁来立庄，起村名马家庄子。明万历年，宝贵哥的老祖宗从山西迁来，人口逐渐盖过马姓，于清顺治年改村名为徐家庄。后又陆续迁来王姓、张姓、孙姓。还有一户吴姓，本来是一家姓王的养老女婿，王家老头死了后，这个养老女婿又改回了吴姓。为了这事王家本族的还和吴姓的闹了矛盾，后来经宝贵哥的老爷爷说和，姓吴的又让四个儿子中的两个姓了王。宝贵哥的老爷爷的父亲，是光绪年间的秀才，曾主持修过村志，村志在文革中化为灰烬。就我知道的徐家庄的历史，能够称得上人物的，除了宝贵哥祖上的秀才和我们族同治年间的武举人，也就是我和一位在市里开化工厂的了。 我和宝贵哥同岁，都是上世纪六三年生人。我叫他哥，他比我大不了几天。六零、六一、六二这三年，整个村子没生一个孩子，树皮都吃光了，走路都摇晃，村里有一天饿死了六口人，抬棺材都没有力气，只好用生产队那头瘦骨嶙峋的老黄牛拖走，谁还有力气生孩子啊！宝贵哥的家和我家紧挨着，因为我家的房子本来就是他家的。土改时，宝贵哥的爷爷被划成了富农，我那穷的叮当响的爷爷必然光荣地成为了贫农，也就理所当然地分了他家的田，占了他家的房。他爷爷的小老婆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我奶奶，当然，不是亲奶奶，我亲奶奶在我父亲8岁时去世了。老辈人都说我爷爷和宝贵哥的小奶奶干过“养汉”的事，他小奶奶生的孩子也就是他的小叔，有点像我爷爷。按宝贵哥爷爷的家产，理应划为地主。划为富农，那是因为他遇到了贵人，他救过贵人的命。那年麦收的时候，宝贵哥的爷爷一家正在麦场扬麦子，急匆匆跑来一个人，把什么东西塞到麦垛里，摘下宝贵哥爷爷的草帽戴到头上，拿起扫帚干起了活，不一会儿一群“刘部队”的人（大汉奸刘佩臣的兵）追了过来，问宝贵哥的爷爷有没有见一个人跑过去，宝贵哥的爷爷指着县城的方向说往那儿跑了。被救的这个人后来成了招安县的县长，我们村也就成了全县唯一没有地主的村子。 我赶到宝贵哥家的时候已经下午了。灵棚子早已搭起来，前来吊丧的亲朋好友早已散去，剩下的除了灵棚里外的孝子贤孙和帮忙办事的村里人，只有宝贵哥那冰冷的尸体了。灵棚搭在宝贵哥的院子里，说是搭，其实比前几年简单多了。过去不管哪家死了人，死者的儿子都会在死者咽气后，爬到屋顶，大声叫魂，吆喝着爹或者娘回来。村里的老庄乡听到了，都会放下自家的事，前来帮忙。还是那几个管事的人，他们会安排人搭棚的搭棚、报丧的报丧、做孝帽子的做孝帽子，孝帽子可不是随便做，儿子戴五花帽，亲侄子戴四个花的帽子，远一点的戴三花的，特别远的就戴无花的，没出五服的都得守灵。凡是在灵棚趴着的都有帽子，孝服是早做好的，谁家有事谁家穿，一般是各家族各自准备。现在搭灵棚省事了，直接租赁现成的，报丧除了比较近的登门报，较远的打个电话就通知了。 我进院子是合着唢呐的哀乐进去的，灵棚里的孝子除了锦城还趴在那儿，其他的孝子贤孙因为天闷热的受不了，都脱了孝服，在棚外凉快，听到报消息的唢呐响，才急匆匆地跑进灵棚，不忘了抬头看看是哪儿来的吊丧客。我没有在灵棚前停留，我不会和一般的客人那样在灵棚前走形式地拜几下。我知道宝贵哥的遗体还没入殓，没入殓就不会把他停放在灵棚里，现在肯定是有一群女眷在堂屋守着。我是哭着进地堂屋，宝贵哥直挺挺地躺在冷床上，身上盖着青色的单子，头上戴着一顶青帽子，崭新的白布鞋底子刺得我心肠阵阵作痛，灵床下面摇曳的长明灯像是一把钝了的锉刀残忍地割开我的心，悲痛从伤口一阵阵流出，撒落成满屋子的忧伤。我拿开盖在他脸上的毛巾，看到的是一张蜡黄的瘦得皮包骨头的脸。这还是宝贵哥吗？我视线开始模糊了，心脏也沉重的不属于我了，脑子里一片迷蒙，身体开始发飘，似乎要飘到宝贵哥正去的地方，如同看了好莱坞大片，有一种掉入黑洞般的感觉...... 突然有人拉我，我猛然发觉，他不在了！ 拉我的是宝贵哥的老婆，脸上除了痛苦与疲惫，依然那么黑，雀斑更加明显了。我和她客气了几句，劝她节哀，她叨叨了些什么，我也没太入耳。我对宝贵嫂子没啥好感，她没少欺负宝贵哥，宝贵哥是让着她，就如同小时候让着我。宝贵嫂子这人很俗，常常把人的感情和金钱挂钩。我只要回家，都会来看宝贵哥，宝贵哥也会把村里比较说地来的几个邀来陪我喝酒。每次来，我总会给宝贵哥买点比较实用的东西，宝贵哥也总会发自内心地推辞。宝贵嫂子的脸色总是随着东西的变化而变化。我给她提两桶花生油一袋大米，她会笑得满脸挂彩，要是看到我提了两瓶五粮液，脸上极不自然，泡茶的速度也就慢了。她哪里知道这五粮液酒能换二十桶油呢。记不得是哪年的春节了，宝贵哥因为我还打了嫂子，这也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打她。那次，我们几个喝着酒，宝贵嫂子在一边不住地唠叨家长里短，不知是越说越带劲，嘴没了把门的，还是故意的，竟然说到了我和宝贵哥的痛处，说宝贵哥没成为吃公家饭的人是我害的。我无地自容，宝贵哥的脸色也极难看，宝贵嫂子依旧不停，直到脸上挨了一巴掌。宝贵哥捅了马蜂窝，他那左眼完全被肉瘤盖住的货郎岳父领着两个儿子兴师问罪来了。宝贵哥双手抱头，蹲在地上，任由两个舅子踢了几脚。宝贵嫂子又大骂两个兄弟下手太狠，气得她娘家人没吃饭就走了，后来，宝贵嫂子再也没提过这话题。 虽然堂屋里女人的哭声很大，我也不愿听宝贵嫂子那哀怨的叨叨，但有一句我是听清了，宝贵哥咽气的时候，不同常人，没有大张着嘴呼出最后那口气，而是放了一个屁，一个很响很长的屁。屁放完，人断气。 我从堂屋出来，院子里几个熟悉的人正等着我，我和他们一一打了招呼。锦城从灵棚里出来给我磕了头，我正想安慰他几句，我在镇上定做的花篮就到了。本来，我在镇医院旁边的一家花店看中了一个叫“音容宛在”的花篮，由于花篮较大，车里装不下，我让店主给送到徐家庄子。五百四十二元的花篮，店主肯定挣不少，可店主偏偏嘴欠，早上肯定没拜财神，他一听送到徐家庄子，忙不迭地说，知道，知道，是“屁腚子”死了。“屁腚子”是宝贵哥的外号，而且是因为我的原因被人叫做“屁腚子”。我的脸色肯定异常的难看，估计用什么语言都不能形容。我把刚拿出钱包的钱又收了起来。店主自知失言，见我退订，也不好再说什么，只能悻悻地看我从他的对门买了一个叫“无限哀思”的花篮。 我刚上完一千元的祭礼，火化车就到了。人们又是一通忙活，孝子贤孙们又是一阵呼天喊地的痛哭，这种痛哭是发自内心的悲伤，是不用自己导演的悲伤，是真切切割肤之痛的悲伤。宝贵哥毕竟五十刚出头，离寿终正寝还差几十年呢！帮忙的人把宝贵哥的遗体往车上抬地时候，场面几度失控，锦城死死地抱住不放，锦城的妹妹昏厥过去，宝贵嫂子更是双手拍地火化车啪啪作响。他们都明白，他们的亲人这一去，回来的就是一盒骨灰了...... 母亲早就和以前一样在大锅里给我烙了爱吃的油饼，砸了一小碗放了香油的蒜泥，蒸鸡蛋虾酱也在锅里热着。母亲头上找不到一根黑发了，背也有点驼，但身体很硬朗。母亲除了在我老婆坐月子时在城里待了二十多天，再也不愿进城了。我父亲倒是三天两头往城里跑，他从年轻就是闲不住的性格，喜欢热闹的场合，更是热心帮村里人办事，七十多岁的人了，还在领头操持宝贵哥的丧事。多亏了我弟弟在村里生活，有他照顾着，我也没啥不放心的。母亲站在我的旁边，像是欣赏她爱看的吕剧一样看着我吃饼。从母亲嘴里，我知道宝贵哥是昨天夜里十一点左右咽的气，他的儿子女儿姐姐都在身边。由于宝贵哥的父母前几年都去世了，按规矩，他的丧事办三天，父母在的只能办两天。因为他去世的时候是在昨天夜里十二点以前，所以今天就是第二天了，也就是说明天就要下葬。我决定把宝贵哥送到坟里。 宝贵哥和我同一年生人。宝贵哥上面还有两个姐姐。他的两个姐姐和他不是一个父亲。宝贵哥的父亲结婚很晚，快三十了，还是光棍一条。不是因为没有意中人，也不是因为他家穷，那是因为他是富农家孩子，是老辈里过好了日子给他造了孽。宝贵哥的父亲本来不抱什么希望了，打一辈子光棍是板上钉钉的事，庆幸的是那个对别人来说是灾难对他来说是机会的三年自然灾害来了。虽说他家和全村一样吃麸子棉饼啃树皮，但是他家里总能偷偷喝上一碗稀粥。这事只有我家知道，宝贵哥的小叔，是我后奶奶嫁给我爷爷后撇在徐家的儿子，他总不能看着他娘饿死吧。后来才知道，宝贵哥的爷爷在丰年总是偷偷藏一些粮食，当大旱刚出现苗头的时候，他就开始存地瓜干、胡萝卜、南瓜，光棉饼就备了两大囤。富农之所以过日子过成富农，确实有精明之处。当一个从临朐来的带着两个小闺女的逃荒妇女，几乎饿死在我家门前时，我爷爷就把这娘仨领到了宝贵哥家，这个妇女两年后生下了宝贵哥。 我们两人从小形影不离，因为我们的家紧挨着。六岁起，我俩就拐着竹篮子到西北碱场地里给猪打菜，宝贵哥也总是自己打满了篮子再帮我打。生产队的甜瓜熟了，就是我们俩最高兴的时候。生产队长那个看瓜园的爹，就会被我俩整的满头大汗。我接近瓜棚子，用土坷垃猛投瓜棚，队长那位快六十岁的爹就会追我，这时候宝贵哥就会从沟里爬起来，冲到瓜地里，满载而跑。宝贵哥丢杠比我丢的好，他的铁饼或者铁圈总能丢到离杠最近的地方，我就不行，没有准头。我比宝贵哥“打嘎嘎”打得好，圆木头，两头削尖，棍子一敲，“梆!”一声打出去，宝贵哥不敢打，害怕打到别人家里惹麻烦。宝贵哥个头不高，力气很大，不爱说话，他总是挨一般大的欺负。这是因为家庭的原因，他的爷爷和父亲对他总是千叮咛万嘱咐，不让他惹事，不能忘了富农的身份。我经常替宝贵哥出气，打过的就打，打不过的，就往他家的门上抹狗屎。八岁时，我俩一块一丝不挂地搬着板凳去上学，又一块被学校的老师撵出来。我们俩的成绩都很好，宝贵哥比我更好，算术特别出色，那个戴着和玻璃瓶底一样厚的眼镜的宋老师经常表扬他。宋老师不是乡下人，包括一些学生在内的很多人都叫他宋老右，我长大后才知这不是他的真名，是他教师外的另一个身份。现在宋老师已经故去多年了，我仍十分怀念他，我能够走出乡村，走到今天这步，和他的基础教育是分不开的，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几个老师有心思教书啊！当我们村锣鼓喧天、红旗飘飘、口号阵阵、标语满墙、高音喇叭震耳欲聋的时候，宝贵哥的爷爷遭老罪了，天天戴着纸糊的大高帽子，被人弄到台子上，斗来斗去。宝贵哥更加不爱说话了，满眼里是惊恐。大人的事我不懂，我只知道到了晚上会从一墙之隔的宝贵哥家传来哭声，这是一种绝望的哭声，没有经历过彻骨的伤痛，是不会发出这一阵阵尖利的哀怨。这一声声的痛哭，划过我们两家的天空，穿透我们两家的院墙，震撼着我那颗还不成熟的心灵。我父亲说，这得想法啊！要不然天天戴着这样的帽子多丢人啊！人会被逼死的。后来，宝贵哥的爷爷很少戴那纸糊的帽子了，因为那个纸糊的帽子不是被人撕了，就是不翼而飞，没了再糊，糊了又没，批斗时要用了，总是用不上。带红袖箍的人查了好几次，也没查出个结果。后来，那个领头的把帽子弄到他家，也常常不见踪影，他那里知道，那是他儿子偷走了，他儿子不偷不行，偷了也不敢和他父亲说，我的柳条棍子打人很疼的。宝贵哥的爷爷也没多活几年，带着他的屈辱去了另一个世界，给宝贵哥留下了抹不掉的伤痛和埋在炕洞里的二百多块银元。宝贵哥也不愧是富农的后代，长大后，承包磨坊，贩卖粮食，卖化肥农药，日子过的比他爷爷还“富农”，我买房子时，还借给了我两万块钱。 我刚吃完饼，父亲回家了。父亲说我拿的祭礼有点重，好多人在议论，特别是我那几个自家的叔伯兄弟，脸色不好看，说着阴阳怪气的话。我不屑这些事，他们难道不知宝贵哥在我心中的份量吗？那件事，我给宝贵带来多大的伤害啊！宝贵哥没把我当仇人，村里人都知道，他甚至连句埋怨的话都没有。虽然说我和宝贵哥的感情不能用金钱来衡量，但是只要有表现我俩感情的地方，哪怕是随礼这样的俗事，我都会毫不犹豫地表示。父亲也赞成我的做法，和我说，怎么做都值。父亲从炕席下面给我拿出了一个小包，说是宝贵哥给我的，他家人谁都不知道，是偷给我留的，让父亲嘱咐我别声张。我打开一看，是两块银元，两块块锈迹斑斑的“袁大头”。我的心又开始奔跑，我的心情已经不能用浅薄的语言来形容，五十多岁的人在自己的双亲面前，眼泪再也控制不住了。父亲见我难受，岔开了话题，和我说明天的开丧祭有我来拜，这是锦城要求的。我们这儿去世的人入葬的那天，是要拜祭的，拜祭次数的多少，要看死者亲戚的多少，拜祭的顺序也不能乱。第一个祭叫“开丧祭”，由村里有名望且和死者家里关系不错的人拜，第二个祭叫“迎灵祭”，由死者的外甥拜，死者的另一个外甥还要端旌，如果只有一个外甥，拜祭和端旌就一人担了。再下面的祭是死者的亲家拜，按远近大小顺序排。我根本不懂“十三太保”、“二十四拜”这些拜祭方法，父亲说和锦城商量好了，我鞠三个躬就行。 太阳失去了上午和中午的威严，慢慢回家休息了。漆黑的天穹里已经出现了点点生辉的星星，那些闪烁的星星是那么平静、安详，既像一颗颗闪亮的珍珠，又像一只只明亮眼睛，最亮的那颗分明是宝贵哥的眼睛，他飘在高高的天上，正注视着他家里发生的一切。我凝视着天空，产生了无穷的幻想。 热了一天的人们终于感到了一丝凉意，急匆匆吃完晚饭，或来帮忙或来看“辞灵”和“烧常钱”。宝贵哥下葬前的头一天晚上，他的外甥和表侄都得来“辞灵”，没出五服的外甥都得来。宝贵哥两个姐姐家的孩子都来了，他们哭得很痛，陪他们来的叔伯兄弟们就有点演戏了，只听“嗷嗷”不见落泪。哭姥爷的外甥没有，宝贵哥的女儿还没结婚，宝贵哥也没有结婚的侄女。到了八点左右，该来“辞灵”的人员都到了，管事的文哥就招呼大家准备去“烧常钱”了。文哥姓吴，是那养老女婿的后代。原来村里办白事的主持人是我父亲，后来我父亲 岁数大了，就把这事交给了文哥。终于，“烧常钱”的队伍开始向村外十字路口移动了，帮忙的抬着纸糊的的车马、电视冰箱、金童玉女走在前面，后面跟着一身孝服的孝子孝女，周围更是跟了一群看热闹的村民。孝子孝女们暂时不哭，嘴里嘟囔着让死者捎着“常钱”走，锦城走在最前面，怀里抱着“常钱”，一边走一边喊“爹，捎着常钱走啊！”。“常钱”是一种浅黑色纸做的，宝贵哥今年五十二岁，“常钱”就是五十二张手帕大小的方纸，然后把这些纸串在一块，绕在一根棍子上。“常钱”是在村外的十字路口烧，孝子孝女们面朝西南跪着，锦城举着“常钱”，跪在一张圈椅子上，大声喊着“爹，捎着常钱走啊!”。帮忙的把“常钱”用火机点着，同时也点燃了车马等祭品，孝子孝女们磕了一个头，就“哇！哇”大哭起来，边哭便往回走，回去时，孝女们在头里，锦城的老婆从小在县城长大，只会掉泪，哭不出声，锦城的妹妹哭哑了嗓子，声音也不大。那些远一点的女眷反而哭得花样百出。拿着孝杖的男的跟在女眷在后面，锦城又被两人搀着在孝男的后面。他们一直哭到家也不停，待孝女哭着进了堂屋，孝子哭着跪在了灵棚里，“辞灵”的外甥、表侄又集体吊了一次丧后开始回家，孝子孝女们才止住哭声，整个一天的仪式才告一段落。 宝贵哥的火化车还没来，我在这儿也没什么用，和几个上辈寒暄了几句，想回家睡觉，因为昨天晚上没睡好，中午又没睡午觉，我很疲乏。我刚迈出宝贵哥家的大门，在镇中心小学当校长的徐恩施就拦住了我，他说已经摆好了酒场，好几个正等着我呢。徐恩施比我小八岁，是我们村位数不多的吃公家饭的人里面的一个，也是我春节回家常聚会的一位。本来我们不是一茬人，一个村的，见了面也就是打声招呼。上世纪九六年发生的一件事让我们熟起来。那一年他还在一个村的小学当老师，正月十七他和几个同事骑自行车去镇上领新书，回学校时天已经很黑了，在路上看到对面开来一辆偏三摩托，他误认为是熟人，想让这个熟人把书送到学校，他迎着偏三摩托刺眼的灯光摆手，可是摩托到了跟前也没停，更奇怪的是摩托开出一段距离后又返回来了，几个老师这才看清从摩托上下来的是镇派出所所长梁宝绪和一位靠了母亲和梁宝绪睡觉才在派出所工作的临时工。梁宝绪喝地醉醺醺的，一手拿枪，一手拿着滋滋冒火的电警棍，他姘头的儿子拿着橡胶棒，直接把徐恩施打倒在地，其他老师围上来，梁宝绪见状，朝着天空开了一枪，其他老师被震住了，不敢上前，只是喊着“他是老师”，梁宝绪更来劲了，边用电棍电击徐恩施边恶狠狠地说“打得就是老师这帮狗操的”。第二天，徐恩施找到镇教委主任唐宝晨，唐宝晨训了徐恩施一顿，说他不好好教书光惹事，唐宝晨不敢得罪梁宝绪，一是因为他的孩子转非落户口要用到梁宝绪，二是因为当时在招安县派出所长的淫威很大，农民出义务工修路挖渠来晚了，镇领导就会请来派出所长把来晚的农民一脚踹到沟里，公粮提留交不上，派出所也会出面。梁宝绪更是出奇地变态，西刘家村一个村民因为村里账目不清，不交提留款，梁宝绪就去牵人家的牛，牛不走，他就用电警棍电牛的肛门，害的牛三天拉不出屎。徐恩施和宝贵哥祖上是一家人，徐恩施小一辈，到了他们俩这一代已经不近了，况且在那特殊的年代，徐恩施的父亲还上台斗过宝贵哥的爷爷，所以两家关系不是很好。徐恩施挨了打，没人替他鸣冤，只好硬着头皮找宝贵哥，让宝贵哥找我替他伸冤。那时的渤海学院还是渤海师专，我只是渤海师专的一名普通教师，政界也没啥朋友，但我是渤海市的名人，写的文章经常被转载。宝贵哥找我，我肯定拿出十二分的力气。我投书各新闻单位，同时给市里主管教育的副市长和招安县的县委书记各写了一封信，特别是给招安县的县委书记写的比较恳切，我和县委书记说，招安县穷，并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可招安县的警察随便打人成风，他这个一县之主脱不了干系。这件事不处理，我们作为一名教师，怎么和学生讲解教科书说的土匪白狗子欺负老百姓的事。不到半个月，招安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严肃处理梁宝绪，给与记大过、全县通报、撤销派出所所长职务的处分，他姘头的儿子被罚款五百元辞退回家。从此，招安县警察乱打人之风戛然而止。徐恩施和他的父亲、叔叔、大爷，专门为宝贵哥和我的父亲摆了一桌，我也和徐恩施有了走动。 他们几个已经围着茶几坐好了，还是我们村那几个人，有两个在白天和我见过面。每年春节聚会的，除了正在北京开会的市化工厂的董事长和宝贵哥之外，都到齐了。坐在正面沙发上的是村里的电工吴金星和镇计生办的王亭礼，他俩别看不是一姓，向上推七辈，他俩一个祖宗，就是那个给姓王的当养老女婿的吴姓人。我和他俩同辈，我叫他俩哥。右侧沙发空着留给我，左侧沙发上的是镇信用社的副主任张会来，和我也是同辈，他叫我哥。下手椅子上坐的是我那村长侄子，另一个椅子是徐恩施坐，我侄子和徐恩施同辈。寒暄过后，我们一一落座。桌子上的菜不多，但很实惠，盘里满满的，还是那几样：烧鸡、驴肉、猪头肉、火腿肠、花生米、豆腐皮。徐恩施的老婆和我招呼了一声去了厨房，她家的炉子上肯定还炖着一个菜，不是鸡就是排骨。酒还是招安县产的招安特曲，杯子依旧是装二两酒的玻璃杯，六个杯子已经装满，我本来有意让徐恩施添个杯子给宝贵哥，但后来想了想觉得不妥，那样既有点做作又影响了气氛。 徐恩施作为主家先端起了酒，他扫了大伙一眼，冲着我说：“今天虽然不是为高兴的事来，可我们几个好几个月没见你了，还是老规矩，三次干了这杯。” 我有点为难地说：“今晚有点不带状态，还是少喝点吧？” 吴金星冲我摆了摆手说：“兄弟，你的心情我理解，大伙和你一样，替宝贵惋惜。人就是这回事，早晚得走，今年春节的时候，宝贵不是说了嘛，他死的时候，吊完了丧，大家就喝起来。” 我侄子说：“就是，来，叔，大伙一块端。” 我也不好推辞，他们知道我能喝点，我们这帮人就是宝贵哥酒量低。不到二十分钟，大伙都二两酒下肚了。张会来和王亭礼、徐恩施中午从镇上回村吊的丧，他们接着回了镇上。现在各行业正在整顿工作作风，他们不敢离岗。 张会来端起酒，对着我说：“哥，今天咱们谁也不单独表示，就是平喝，第二杯，咱们两次干了”。 其他人都很赞成，我也没话可说。第二杯酒下肚，大伙就有了酒意，招安特曲可是高度酒啊。 徐恩施虽然能喝，但喝一点就红脸，四两酒下肚，脸成了大红布，习惯用左手拿筷子的他举着筷子无限感慨地说：“仔细想想，人活得真没意思，活着的时候，你的我的，为了一点利抢破了头，今天活着，说不定明天就死了。我就觉得宝贵叔这辈子怨，说他没头脑，谁信啊。小时候受穷受气，长大了，日子好了，还没享福，又走了。” 王亭礼抓了几个花生，放嘴里嚼着说：“别看宝贵一辈子不顺，这人不差头，内秀，有小子骨头，做事从不被人戳脊梁骨，人谁不怕死，八十岁的人也怕死。忘了吗？瘸老四还在朝鲜打过仗，平时说话服过谁？八十六岁死的时候还吓哭了。宝贵都没让人看出来。春节喝酒还陪我们喝了一杯”。 大伙都说“是啊，是啊！” 不到一小时，三杯酒喝完了，我也顺开了溜，我对着徐恩施说：“恩施，有时看起来，人活着确实没意思，都得奔着那个目标去，看看那些贪官几个亿地贪，最后被抓起来，真不值。可有一点，得明白，人这一生就好比坐飞机，目的地一样，但有的坐头等舱有的坐经济舱，我不是说的贵贱，我说的是人选择到目的地的方法和过程不一样。每个人只要活着，都有自己过法，都有自己活下去的动力。城里人看到农村人受累觉得可怜，农村人看到城里人只能要一胎绝了后而惋惜。拼死拼活供应孩子上大学的，一点不羡慕穿金戴银孩子没出息的，各有各的骄傲，各有各愉快活下去的理由。你看别人不幸福，别人也许看你不幸福。” 酒已经喝了四杯了，我那当村长的侄子别看天天泡在酒里，已经有些醉意了，刚上来的炖鸡，也不用筷子夹了，直接拿了一块啃着。他不是我的亲侄子，我父亲和他爷爷是堂叔伯兄弟，他在青岛当过兵，他比我小不了几岁。本来，在村里最有威望当村长的是宝贵哥，可宝贵哥不当，我侄子就村长书记都担了。不过，我侄子虽然文化不高，治理村子倒很有成就。他端着酒站起来，对着大伙说：“我叔今天回来，我敬我叔一杯，大伙陪着。”他说完，不管大伙同不同意，一干而尽。 那几个还行，吴金星有点招架不住了，摇摇晃晃的说喝不了。我侄子又开始瞪起了他双三角眼，给吴金星端起了酒杯说：“金星叔，不行，喝，你得喝，你们不是一直不清楚俺叔和宝贵叔初中时候的事吗？俺也不清楚，俺知道，都没有好意思问的，宝贵叔天天......对了，也不是天天，反正是经常......在大家面前放响屁......是为啥吗？都喝了，让俺叔说说，是吧......叔，他们喝了，你就说，是吧......叔......”。 张会来看了看我，连忙站起来说，“都知道，不用说了，坐下慢慢喝。” 我知道他们和全村人一样，只知道事情的大概，具体过程不清楚，我和宝贵哥谁也没说过。他们很想知道，也知道他们又不想揭我的短，打我的脸，其实，这有什么，过去没人问我，我也不会主动和人说，我还没到祥林嫂那份上。我站起来，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倒扣着杯子对大伙说：“先干为敬了”。 徐恩施二话没说，一仰脖子，一滴没剩，其他人也纷纷干了。 一斤酒虽然还没让我觉得墙走我不走，但是我的胃在燃烧，血管在扩张，血液载着丝丝悲伤急速流向脑部，这悲伤让我晕，让我吐，让我窒息。这种感觉是盼望的，特别想痛痛快快的醉一次，只有那样，才会翻江倒海的呕吐，吐出内心的感慨与不快，这样就会让在遥远天边的宝贵哥知道：“你解脱了，我很累”。 那是一个举国悲伤的日子，一代伟人走了。虽然全国人民每天都在喊他万岁，敬祝他老人家万寿无疆，他还是走了。从城市到农村，从山区到平原，整个神州大地被悲哀笼罩着。空气中充满了紧张气氛，交通要道站满了荷枪实弹的民兵。张老师是哭着进教室告诉我们这个消息的。那时我和宝贵哥刚刚升入初中，初中就在我们村，因为我们的村子大，学生多，学校设有初中部，初一初二共两个班。张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曾经徒步进京被毛泽东主席接见过，当从收音机传来主席去世的消息，他是顿足捶胸。他哭，我们也哭，整个下午没上课。我们哭，哪有时间学习？哭是最最重要的。放了学，看到街上的人都哭丧着脸，大队部的高音喇叭里放着低沉的哀乐。我回到家，很理直气壮的和母亲说不去打猪菜了，我要和宝贵哥一块哭。宝贵哥问我去哪儿哭？我说找个人少的地方，去大队的种马饲养处。我们大队有全公社唯一的种马，我和宝贵哥经常去看，饲养员是瘸老四。别看他一只腿瘸，手脚挺麻利，总是能在种马趴在骒马身上的时候，迅速地抓住那玩意，送它到该去的地方。他看到我和宝贵哥，就会故意板起脸，吓唬我们，说小孩子看了会瞎眼，娶了媳妇才能看。瘸老四在我们村名声很臭，不知啥原因没娶上媳妇。人武部月月给他十块钱，当饲养员也有工分，有几个揭不开锅的妇女就被他占了便宜。他也成了村妇骂人的工具，谁家的鸡丢了，鸡的女主人就会站在院墙上，大声骂谁偷了她的鸡谁就是瘸老四操的。种马饲养处建在河坝上，离村子很远，好像有点保护隐私的意思。饲养处有两间北屋，一间住马一间住人，四周被院墙围着，大门朝东。我俩从不走大门，总是从西院墙的豁口爬进去。我和宝贵哥说，看看瘸老四哭不哭。瘸老四没哭，正在灶棚子里忙活，大锅里热气腾腾。我对宝贵哥说，肯定是要给种马加料了，盐水煮黑豆。我们有吃的了。那时候，生活条件差，高粱饼子加虾酱萝卜条子也不是顿顿能吃到，更别说糖果饼干了。种马吃的盐水煮黑豆，人就吃不到。瘸老四一直煮到天快黑的时候才把黑豆捞到大黑缸里，坐在缸边抽起了烟。宝贵哥失望地说今天没希望了，回家吧。我也很失落，只好决定明天再来吃。 第二天，整个学校忙开了，因为村里把纪念毛主席的灵堂设在学校里。小学部放假了，初中部的学生在校园里打扫卫生，帮村里的民兵布置灵堂。整个校园，没有人偷懒，也没有人大声喧哗，不管是发自内心的，还是刻意装出来的，人人脸上如丧考妣。大家一直忙到黑天，灵堂才布置好。大队革委会主任通知在场的人员，明天上午九点开始接受群众吊唁，吊唁顺序是大队领导、基干民兵、群众代表、教师和初中部全体学生，公社革委会副主任亲自来主持吊唁活动。我和宝贵哥一人领了一只黑纱戴在胳膊上，走在街上，感到无比的荣耀。 第三天早晨，我六点就起来了，和母亲说学校有事，不吃早饭了，我心里还盛着盐水黑豆的事。我叫上宝贵哥，直奔种马饲养处。我俩从饲养处西院墙的豁口处往院里瞅，发现种马不在栏里，瘸老四的房门紧掩着，我就知道瘸老四遛马去了，除了下雨下雪，他每天早晨都沿着河坝遛马。宝贵哥从不敢进院里，我让他在院墙外等着，像猫一样溜进院里，轻车熟路地来到那口大黑缸前，往里一看，哈哈！半缸盐水黑豆。我用那长柄的铜料勺，挖了满满一勺，两手端着往豁口处走。宝贵哥还是和以前一样诚惶诚恐，不住的往大门口踅摸。见我出来，急忙从豁口探过身来，双手接过料勺，转身就往河坝下面的沟里跑。真好吃啊！有半月没吃到了，以前我俩从没吃完一料勺，尽管这次有点咸，还是把一勺全吃了。吃完后，还是由我善后，我把长柄铜料勺从院墙扔进院里，院里立刻传来瘸老四的骂声——哪个死孩子啊！我俩撒丫子就跑，尽管知道瘸老四追不上我们，也不能让他看到我们是谁啊。早晨出门的时候就和家里说好不回家吃早饭了，所以我俩一溜烟跑到学校。学校里已经有几个人了，那大队的主任见我俩这么早满头大汗地跑进来，哭丧着脸夸我们是毛主席的好孩子。校园里没我俩干的事，就觉得好口渴，瞅了个机会，钻到老师的厨房，舀起缸里的凉水一顿好喝。九点钟，该来的人员早到齐了，吊唁正式开始。人群按照早排定的顺序依次进入，我们学生在最后，看着前面的人不断进入灵堂，听着里面有人不断地喊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又看到不断有人哭哭啼啼的从里面出来。我的肚子有点胀，还咕咕噜噜的响，有想上厕所的意思，看看整齐的队伍，又不好意思独自离队，还是坚持一会吧。终于，学生队伍进灵堂了，灵堂的正面悬挂着披着黑纱的伟人黑白像，像下面的台子上放着不少花圈，公社来的领导站在台子一侧，胸前戴着白花和伟人像章，胳膊上的黑纱被别针别在白色的衬衣上，脸色非常难看，严肃的让人不寒而栗。学生八个人一排，共六排，我和宝贵哥个头矮，被安排在第一排。灵堂里肃静的可怕，掉个针也能听到响声。终于，公社领导喊出了一鞠躬，同学们随着领导的喊声鞠了一躬。领导的第二声还没喊出，我那不争气的肚子终于惹事了，我本来想慢慢放出来来，可没控制好，还是发出了“噗”的一声，在寂静肃穆的灵堂里犹如晴天霹雳，有人忍不住笑了。公社领导铁青着脸，歇斯底里地冲着第一排喊：“是谁？”大伙都朝我和宝贵哥的方向看来，我感到脸上冒火，我终于犯了那个一辈子不可饶恕的错误，尽管我没有恶意，只是为了不在众人面前丢脸，而丢脸的事宝贵哥总是给我担着，可我给宝贵哥带来了灭顶之灾。我竟然一点犹豫都没有，把手指向了宝贵哥，宝贵哥的脸煞白，裤子里传来“噼里啪啦”的声音，裤子湿了一片，立刻一股屎臭味弥漫在房间里...... 天也转，地也旋，太阳终于落在了东山下......我是谁？别急，让我想想，哦，记起来了，我是那个在山东家喻户晓的马大宝啊！不对啊，马大宝不是现代人，难道穿越了？我怎么看到一辆绿色吉普车啊！车上那个被绑着的人是谁？天还没冷，怎么就戴上了崭新的青帽子？原来是宝贵哥啊，宝贵哥不是死了吗？车旁边那个干部模样的人咋呼啥啊，哪个富农的后代侮辱领袖了？乱七八糟的事，我才不管呢，我还是想想我是谁吧......送我回家？我家在哪儿？往上背背我，我快溜下来了。我看看是谁背我？我的天啊，原来是阿凡达。你把我背到猫星球这儿干啥？参加丧礼，谁的丧礼？哦，宝贵哥死了，肯定是他的丧礼，不对啊，那个正吊丧的是宝贵哥啊，崭新的青帽子，鞋底子白的刺眼，宝贵哥说啥？你肚子坏了，想拉稀，但还能坚持拜完。你拉稀？我还想放屁呢。哈哈，你拉在裤里了吧。宝贵哥你说啥？不怨我，怨条件反射......宝贵嫂子你打我干啥？没打我？哪是谁打我啊？鞋底子打得我腚都肿了，宝贵哥的父亲来干啥？还带着一盒点心，和打我的人说啥？不怨孩子，别打了？谁是孩子？我都是孩子的爷爷了......我娘来干啥？娘，你说啥？让我喝点醋，说我这回喝的太多了，怕误了明天的开丧祭。谁拜祭啊？我才不管呢，好不容易恢复了高考，我碰上了，我明天还得去省城师范学院报道......宝贵哥，你给我钢笔干啥，你上大学不用吗？没考？你成绩比我好啊！你说啥，初中都没念完？可能吗？让屁闹得没上成？你和我说，谁放的，找这个死孩子算账。哼！我要是放了，我才不怕呢，我爷爷说了，我家祖祖辈辈是贫农。再说了，小屁孩子放个屁算啥。什么，你不是小孩子？不是小孩子你在众人面前放响屁干啥？还从不避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放。上初中时落下的病根？我才不信呢。再说了，我又不认识你。你问我是谁？我是马大宝啊，你没看到“日出正西明了天”了吗？ 宝贵哥的丧礼十点半正式开始。昨晚上几个人喝了个昏天黑地，弟弟把我背回的家，吐得一塌糊涂，母亲灌了我一茶碗醋，醒来时，已经九点了。宝贵的骨灰已经放进了棺材，在灵棚里停着，棺材是人造大理石的，放在两条凳子上面，棺材下面的长明灯冒着黑烟，棺材两旁跪满了孝子贤孙。在鲁北的农村，尽管早已实行了火葬，可亲人们还是给死者准备了棺材，骨灰放进棺材，空骨灰盒就埋在坟一边。坟地和过去不实行火化制度一样大，不一样的就是火化人污染了空气、浪费了钱财、催生出一个收入可观的工作岗位。我曾经在报刊上发表过一篇关于农村和城市丧葬应区别对待的文章，引起了一些专家的争论。文哥主持整个丧礼，他在村里威信很高，整个村子不管那个家族死了人，都是他主持祭拜，丧主事后也得搬箱酒到他家磕头谢恩。文哥已经安排孝女们都上了车，在我们这儿，孝女是坐着车去坟地，过去是牛车、马车，现在是机动三轮。结了婚的妇女坐娘家准备的车，有娘家人在车上陪着。没结婚的姑娘，集体坐丧主准备的车。孝男们在文哥的安排下，从灵棚里出来，面对着棺材和宝贵哥的遗像，等着锦城“摔碗”，碗是宝贵哥在阳间的饭碗，他的儿子摔了后，宝贵哥再也吃不到阳间的饭了。锦城把黑碗高高举起，身子向后一仰，大哭一声：“我的爹啊！”碗随即被摔在地上，黑碗落下后，硬是没破。文哥马上向前一脚踩碎。这是宝贵哥舍不得走啊！尽管他得了病以后，表现的那样坚强，那样淡定，那样无所谓，可内心肯定充满了对这个世界的无限留恋，舍不得亲人，舍不得朋友，舍不得这片给他带来欢乐和屈辱的土地。我的心也随着那破碎的黑碗而七零八落了。 孝子们又回到灵棚跪下，开始第一个祭——开丧祭。拜祭是农村出丧最有看头的环节，除了第二个外甥拜的迎灵祭真嚎哭以外，其它祭都是摆花样，特别是亲家，不敢出差错，拜坏了被人笑话。二十年前，东赵村的一个人给亲家拜祭，腰带开了，大裤裆棉裤一下子褪到屁股下面，出了大洋相。孩子们害怕他寻死守了他半月。开丧祭和迎灵祭就在灵棚前拜，其它祭均分在经过的路口拜。我是第一个祭，我不会拜，没有看头，就会城里人的鞠躬，但我会哭，当文哥喊完三鞠躬后，汗水湿透了我的衣服，眼泪浸透了我的脸...... 送丧的队伍缓缓向坟地移动，走在最前面的是孝子，后面跟着拉棺材的灵车，灵车后面是坐在电动三轮或者摩托三轮上的孝女。天气比昨天还要闷热，风不知跑哪儿遛弯去了。孝子的孝服都湿透，停下拜祭时，他们头拱地跪在滚烫的柏油街道上，不断有人将矿泉水递到他们嘴里，照顾孝女的亲人也不断给孝女扇蒲扇。哭的热；拜的热；开车的热；看热闹的也热；棺材里的宝贵哥更热。总算在村口拜完了最后一个祭——庄头祭，孝子们才脱离了柏油路面的炙烤，走上田间土路。路两边的玉米已经膝盖高了，虽然浇过水，可由于旱得太久，玉米叶子还是被晒得卷起来。徐家庄所有的坟地都集中在老西北碱场地，碱场地那是过去在生产队时的叫法，过去碱场地不长庄稼，只长耐碱的野菜，那儿留下了我和宝贵哥的欢乐和幸福。土地承包后，那儿开始长庄稼，野菜没了。宝贵哥家的坟茔地在一块豆子地里，那儿埋着他的父母，他的爷爷奶奶，他爷爷的父母。坟窝子早晨就挖好了，在宝贵哥父母坟的南偏西点，也就是在他父母的怀里。地里不能走车，帮忙的只能把棺材抬到坟窝子，文哥喊着口号，掌握着方向，棺材徐徐落入窝子。孝子孝女们又是一通捶足顿胸地哭。随后，孝女开始撤离，孝子抹棺，先是锦城，人们扶着锦城跪在棺材上，锦城用孝衣袖子把棺材盖上的土抹掉。文哥劝说着锦城别哭，别把眼泪滴在棺材上。人们刚把锦城从棺材上扶起来，所有人的脸上都感到了一丝凉意，起风了。 忽然，有人大喊了一声：“秃尾巴老李来了。” 人们抬头往北方的天上一看，黑压压的乌云滚滚南来。 秃尾巴老李是招安县传说中的一条黑龙，它来了，必有大雨下。帮忙的人们脸上有了笑意。文哥立马和大家说：“棺材不要抹了，拿铁锨的留下填土，其他人马上走。”孝子、一些帮忙的都撤了，我没有走，一直看着宝贵哥的棺材埋没在一个土堆下。 北方的乌云黑沉沉压下来，玉米的叶子开始乱哄哄的摇摆，肆虐了二十多天的万物之神也害怕得躲起来了。几道闪电划空而过，接着就传来了沉闷的雷声。我们最后几个人走到离村口五十来米的地方，大雨下了起来，豆大的雨点像珍珠一样往下砸，很快就成了雨线、雨幕，呜呜作响的大风伴随着隆隆的雷鸣如同瘸老四那匹二十多天不见骒马的种马，铺天盖地的尽情宣泄。我回过头，朝被雨幕罩住的老西北看去，马上想到这么大的雨宝贵哥的“新房子”会不会漏啊！倾盆滂沱的大雨被风刮地斜飘着，我的心也悬在了半空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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