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亲挎着篮子去了菜园，我无所事事，坐在板凳上刷微信。 欢欢冲出大门时，我全然不知，直到它狂吠不止，我才闻声去寻，在屋前的柏树旁，它前腿直立，围着一名陌生男子吼叫，我怕生出事端，急忙喝住它，并将其撵走，男子连声道谢。 我打量着这个不速之客，他个头不高，脸瘦腮窄，颧骨突出，四肢又短又粗，穿着很讲究，一身的名牌。 他摸出一支烟，准备递给我，我摆摆手，“我不抽，你吸吧”。他尴尬地笑笑，点燃香烟，猛吸一口，再从鼻孔里丝丝袅袅地逸出，“这是你家的柏树吧？应该有些年头了，树干挺拔，枝叶茂密，好树啊”。 我寻思着，这人好生奇怪，怎么说起树来了，随口问道：“你能猜出这棵树的年轮吗”？他摸了摸树干，仔细察看一番，“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有三十多年了”。 我很是惊诧，“你揣测的依据是？” 男子呵呵一笑，“经验”。 他弹了弹烟灰，“农村早已移风易俗，这树也没什么用处了，你看，能不能卖给我呢，价钱嘛，可以好好谈”。 我沉吟良久，“这树不能卖”。 树贩子走后，我绕着柏树，转起了圈。 我四岁那年，父亲从江南带回两株柏树苗，一株送了人，另一株栽在自家屋前的空地上，种下后，父亲笑着说：“以后要好好爱护它，这棵树是为你们栽的”，我不解其意，只是懵懂地点点头。 自此，我天天守着柏树寸步不离，一会赶猪，一会赶鸡。 时光流转，柏树却纹丝不动，我甚是着急，找来石块和砖头垒起防护墙，捡来鸡鸭粪便作肥料。大旱时节，池塘干涸见底，我拎着木桶去几里外的沟渠提水浇灌。柏树旁边有棵泡桐，这种树生命力强，长得又快，不久便把柏树层层遮住，我担心见不到阳光雨露的柏树会停止生长，甚至会枯萎死亡，趁家中没人的时候，我抡起斧子砍出许多口子，倒入硫酸，然后在惶恐中期待着，泡桐终于齐根断裂，柏树的上空又豁然开朗了。 一旦开始生长，柏树就如同蓬勃成长的少年，几乎一天一个模样。 在村小读完三年级，得去乡中心小学念书，还要寄宿。 母亲正在穿针引线，缝补着那个背了三年的黄书包，我凑上前去，低语道：妈，别补了。母亲抬起头：你嫌弃？俗话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缝好了，可以再用。我说：不是嫌弃。母亲疑惑地问：那是为什么？我嗡声嗡气地说：我不想念了，上了三年学，我能识好多的字，还学了算术，以后买农药化肥，卖水稻棉花，我能帮你们算账，不会再上别人的当了。母亲停下针线活，走出了大门。 父亲把我叫到跟前，吸着纸烟，神情凝重地说，生产队的时候，我一天都没耽误，可工分比别人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买进卖出，都是别人算账。利用农闲做点瓦工，虽然当天有哪些瓦匠到场，房子盖到什么程度，甚至哪天是晴天，哪天是雨天，我都记得一清二楚，但结账时总是短工少钱，与包头理论，他们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开学的时候，父亲挑着衣被和竹床，母亲和弟弟送到村口，我嘱咐弟弟一定要看护好柏树。父亲笑着说：柏树已有碗口粗，根系发达，枝繁叶茂，任其自然生长就行了，你也长大了，要学会独立生活。 中心小学坐落在一片杉木林中，林子后面有座水库，别的地方都是田地。用餐的时候，十人一组，每组一瓷盆饭，由组长分发，吃完后，得穿过杉木林去水库边洗碗。 入校不久的一个傍晚，寝室里有人边哭边唱，“荷花好看，荷叶真香，我站在水库的中央，随风飘荡……”。听同学说，他洗好碗后，途经杉木林时看到了一匹狼。寝室的门窗毫无遮拦，煤油灯刚点着就被风吹灭。我用被子紧紧地裹着，眼前浮现狼叼鸡咬人的情景。眼睛实在睁不开，就闭一会，迷迷糊糊中还是被一群狼追着跑，我撒腿狂奔，边跑边哭，直到双腿发软，一棵柏树破土而出，瞬间长高，我爬上树干，嚎叫一番后，狼群才无奈地散去。 天气开始转冷，寒风拂过杉木林，一会呜咽，一会怒号。 女生踢着毽子，男生相拥取暖，班主任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示意我把竹床搬进他的房间。 大姐没有上过学，在家承担繁重的农活，并把婚事拖了又拖。我上初一的那年寒假，在男方媒人的催促下才完婚。 出嫁当天，同房的大妈大婶从柏树上摘下叶片，平展展地放入箱子、柜子、脸盆、提桶、火桶等嫁妆里，就连被子和衣物里也无一遗漏。劝嫁的婆婆在一旁口中念念有词，柏枝进屋，多子多福；放把枣子，早生贵子；撒些花生，男孩女孩花着生……大姐身穿大红棉袄按辈分大小依次下跪，哭泣着，挨个感恩。 在老家一带，柏树又叫“柏枝树”，其叶名曰：“柏枝”，与“百子”谐音，寓意多子多福。柏树俨然就是喜树，从说媒到结婚，“百子”必不可少，相亲、过门、定婚时的彩礼中要放入“百子”，开“八字”、送“八字”时媒人手中提着的“八仙盒”里要放入“百子”，嫁娶时更少不了“百子”。 中学条件有了明显的改善，除了西边是一口水塘，其余各处砌着高达3米的围墙，教室和宿舍都有木制的门窗。初一至初二，我一直是全校学生仰慕的对象。初三上学期期末考试前，班主任召开班会宣读文件，班上有一个市级优秀三好生的名额，获得者中考可以直接加5分。为显示公平公正，全班进行无记名投票，我以97%的得票率遥遥领先，班主任说下午重选，便离开了教室。中午吃饭时，他捧着饭碗来到教室，逐个开导。下午的数学课接着开班会，班主任报出某个同学的名字，要求大家举手表决，在四五个同学举起手的时候，当即宣布全班一致通过。 同学们愤愤不平，让原本平静的我有些惆怅。语文课上布置了一篇议论文，我有感而发，一挥而就，写下了《论教师的职责——职在教书、责在育人》一文。语文老师阅后惊喜不已，不但在班上当范文读，还到处宣扬。班主任看过后，回来就把我批得体无完肤。自此，每节数学课的前五分钟，便成了我的批斗会。 我开始逃课，从数学到语文，再到所有的课。 临近寒假，天气干冷，呼呼的北风刮得落叶和尘埃在空中飞转。寝室有人查房，不可久待，我双手缩进袖子，双臂抱在胸前，在校园里闲逛。一辆自行车从身边疾驰而过，前面一人扶持龙头，后面一人埋头猛推，我纵身一跃，跨上后座，任由自行车一路狂奔。 经过初一教室时，无铃无刹的自行车将一名初一男生重重撞倒在地，他蜷缩一团，痛苦地呻吟，我们仨慌忙逃窜。 被撞学生因粉碎性骨折住进了医院，他的母亲头上系条老布头巾，穿件满是补丁的棉袄，布鞋前端露出了脚指头，每天清晨守在教室门口。 我不想也不敢进教室，校园也无法再呆了，我每天凌晨起床，偷偷逃离学校。出校门右转，绕过水塘，步行400米，便到了乡政府所在的街道。街道不大，成丁字型布局，也不繁荣，稀稀落落散布着几个单位和店铺。有时看打台球，一看就是一上午。有时在电影院的检票处，透过门缝听电影，一听就是一整天。实在没地方去的时候，我就去屠宰场，看那些壮硕的屠夫将放血条捅进猪的颈脖。有一天无聊之极，我蹲在摊边算命，一只漂亮的云雀衔出一张纸牌，算命先生拆开后，摇头晃脑地解读，“好签，将来你不用做事，也有饭吃”，随后向我讨要喜钱，我搪塞着匆匆离去。 天一亮，我就期盼着太阳早些落山。因为晚上，我不必去街上消磨时光，不怕有人找上门来要钱，还可以趁着夜色瞅瞅教室。 教室隔壁是班主任的房间，煤油灯的亮光透过窗纸隐隐地闪烁，里面不时传出班主任辅导功课的声音。 初三最后一个学期开学不久，学校专门召开责任认定和药费赔偿会议，我负担5%的医药费，把持龙头的同学负担60%，后面推车的同学负担35%。多年以后我才听说，那次会议争辩不休，分歧严重，校长认为把持龙头的和后面推车的学生负全部责任，后座上的学生既看不到前面的行人，又控制不住车辆，理应免去责任，他还用客车打比方，一个司机载了一车乘客，中途发生交道事故，致人伤亡，承担赔偿责任的肯定是司机，而不可能是乘客。班主任坚决要求三个学生同等承担赔偿责任，在校办主任的调和下，才最终形成上述赔偿决议。 我本不想滥竽充数，又害怕父母识破内情，只好硬着头皮参加了中考。考完最后一门课时，自己仿佛成了一朵自由自在的云，随时都能腾空跃起，飘来浮去。 暑假一到，“双抢”便开始了，当邮递员送来成绩单时，我正在田里打稻。我不敢拆开看，其实不看也知道结果，便直接塞进了衣兜。 父母从不提及中考的事，我卖力地干着农活，浑身晒得赤辣辣地痛，死皮一层一层地脱落。 初中校长带着高中录取通知书来到我家，力劝我复读一年，并拍着胸脯保证我能考上中专。父亲也在一旁帮着腔，说是考上中专就可以吃上商品粮，如果上高中，还要念三年，家庭负担重，结局也不明朗，我背上喷雾器摔门而出。 晚稻没过了膝盖，棉株的底层结出了棉桃，我每天穿梭于田地之间，施肥，喷药。 父亲带着几个壮劳力挑回来一套家具，有一张雕花的大木床，床板上雕刻着牡丹、麒麟等花草动物，有一组衣柜，还有洗脸架等。母亲在一旁笑嘻嘻地说：“过段时间，请漆匠过来上漆，你爸一个朋友的女儿长得水灵灵的，亲上加亲啊……”。 我抓起斧子冲出大门，朝柏树一阵乱砍，白色的树液如同人的眼泪汩汩地溢出。 我宁可睡在“连柜”拼成的床上，也从未踏上那张花床。我想起了花床，想看看它如今的模样，正欲上楼时，母亲提着一篮蔬菜回来了。 母亲一边做饭，一边不停地唠叨，现在二胎放开了，趁年纪还不算太大，再生一个吧，虽然多子未必多福，但一个家庭两个孩子比较合理，起码孩子们将来的负担要轻些。我坐在灶门口，低着头，一声不响地往灶堂里塞柴。柏树上那条清晰的疤痕和父亲模糊的笑容伴随着柴火交替闪现。父亲离去七个年头了，母亲也已是古稀之年，柏树却依然蓊郁苍翠。 责任编辑 陈林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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