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藏五十年》——第31篇：她那年十九岁

2019-6-12 19:52| 发布者: 陈林先| 查看: 5495| 评论: 11|原作者: 益西索朗

摘要: 《我在西藏五十年》——第31篇：她那年十九岁五十年代，“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口号，曾经激励过无数有志青年，奔赴祖国的四面八方。1958年，朱德元帅视察青海，人民日报发表了“到青海去”的社论。正在上海读 ...

五十年代，“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口号，曾经激励过无数有志青年，奔赴祖国的四面八方。1958年，朱德元帅视察青海，人民日报发表了“到青海去”的社论。正在上海读高中的黄琦珍看到那一篇报道坐不住了，她决意到青海去参加祖国建设。年迈的老母亲舍不得独生女儿离开自己，可是小黄去意已决，最终她和自己的好朋友小张、小王、小钱一起来到了青海，被分配到了青海地质局。正在这时候，她又知道有一个小小地质队远在西藏班戈湖，该队还有一位女技术负责人名叫范敏中。刚好赵队长那时候正在省局开会。小黄便找到赵队长，要求去班戈湖队工作。队长对她说：“你刚从海边边上的大上海来到西宁，已经很不容易了。那班戈湖海拔4700米，与海边边上的上海比起来，可真正是天上地下，你适应不了那里的气候。而且那里现在社会情况也很复杂，条件实在是太艰苦了，你一个小女子还是留在西宁好一些。”小黄问队长：“有人告诉我，说范敏忠同志家在天津，那里也是‘海边边上’，为什么她就可以去班戈湖？”队长说：“老范1956年大学毕业，就在西藏工作过。这一次又是地质部长何长工亲自点的名。”小黄接着问：“老范1956年去西藏是谁点的名？”队长老实地回答道：“那一次可真是她自己主动报的名。”小黄立即问队长：“那我今天主动向您报名总可以吧。”队长被她缠得没了办法，加之队上也缺人，最后只得同意了她的要求。结果不但小黄，连她的那三个小姐妹也一起来到了班戈湖。到1958年底，班戈湖地质队就有“五朵金花”了！这在当时男子汉占“绝对优势”的硼砂厂，还真是一条特大的新闻。可惜的是这从大上海来的四朵“金花”，自从来到了班戈湖，从头到脚就都被大大的狗皮帽子、厚厚的棉工作服、小水桶般的毡靴包裹得像四只小油桶，再戴上一个口罩，年轻姑娘的妩媚、秀美和苗条，统统都被装在了“油桶”里面，遮掩得严严实实，露在外面的就只剩下了两只忽闪忽闪的大眼睛。谁人晓得那就是一朵美丽的花！
班戈湖地质队这只“麻雀”虽然小，但按照那个年代的规定，可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县团级”单位。常言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小黄被分配去搞共青团工作。这在人们心目中就是一份闲差事。但小黄闲不住，什么事情都抢着干：一次钻工朱师傅胃出血，病情还挺严重，喂水端饭，倒屎倒尿都要靠别人。队医“阿司匹林”实在忙不过来，队长只好派了一位钻工师傅去照顾病号。小黄知道后，立即找到队长，说：“上次二号机的刘师傅病了，您亲自去顶的班，是吧？现在钻机上一下子就缺了两个人，这怎么行？护理朱师傅的工作就交给我吧。”赵队长忙不迭地说：“不行，不行！你一个小姑娘，去照顾一个大男人，那些事情没法干。”小黄说：“既然这样，那我就去顶替朱师傅！”就这样，一个十九岁的上海姑娘，来到海拔4700米的班戈湖才几个月，就跟着几个大男人，成天一头汗水加上一身泥，费力地摇着那吱吱作响的手摇钻探机，当上了钻探工。怪不得文采风流的钻探技术员司徒感叹道：“脸蛋美哪有才能美呀，比才能更美的，是一颗质朴无华的心灵！”他说的就是小黄。
1959年春节刚过，队上组织队部行政干部，每星期到湖里去挖两天硼砂，再用汽车运到内地去，交换队上急需的物资。小黄立刻报了名。赵队长只好将她与老张和我编为一组，并特别吩咐老张，一定要好好照顾小黄！刚开始一切都还顺利，我们三个人挖的硼砂一点不比别的组少。可是有一天早上开饭时，小黄没有来。我们刚要出发，她急急忙忙气喘嘘嘘地跑了过来。老张说：“小黄，看样子你是感冒了，今天就别去了。”小黄好像没有听到老张的话，从伙房笼屉里拿起一个‘万能胶’馒头，头也不回，径直向二湖方向走去了。老张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喊我与他一起连忙跟了上去。刚到湖边，天上就飘起了缕缕白云，风也轻轻地刮了起来。老张追上小黄，对她说：“看样子今天要变天，你还是回去吧。”小黄笑着说：“老张同志，我们三个人中，谁年纪最大？”老张说；“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她又问：“还有就是，我们三人中，谁过去吃的苦最多？”这时老张好像真有一点生气了，对小黄说：“别罗嗦，立即——向后转！” 回头又对我说：“小王，我俩走！”说完这一句话，他拉上我向湖里走去。走过去好远了，我回头一看，小黄一手扶着铁锹把，另一只手拎着一条小麻袋，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真像是一个木头人。
来到湖里，老张对我说：“小王，下午肯定要刮大风，我们动作快一点。”可挖硼砂，就要先找到它。若是你运气好，很快就能挖到一大堆，但运气差的时候，你在湖里转悠了大半天，小半口袋也挖不到。我俩谁也不说话，赶紧分头去找硼砂。忽听老张喊：“快过来！”我连忙跑过去，这次老张可真的找到了一个金娃娃！我俩拼命加快速度，带去的两条小麻袋很快就装满了。看着那无法再塞进麻袋的一大堆硼砂，老张叹了一口气，说：“若是将小黄那条麻袋也带来了，咱俩今天就该发财了哟。”话刚说完，一条装着几块硼砂的麻袋从天而降，“咚”地一声落在了我俩面前。只听小黄笑着说：“老张，麻袋来咯。”抬头一看，她就站在了我俩身后。老张狠狠地瞪了她一眼，但顾不得说话，抓起麻袋和我飞快地装起硼砂来。这时候我们心里想的只有“赶快装、赶快装”，连那呜呜叫着的风声似乎也停歇下来了。袋子很快就装满了。可这时候我发觉太阳已经不见了踪影，吼叫着的风却更加猛烈，天与地也没有了界线。我转过头往西边一看，只见西方的天边突然间矗立起了一堵土黄色的高墙，那“墙”在不断地颤抖，在倾斜，在移动，在翻腾……，而且距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好像就要把我们三个可怜人碾压成缕缕碎片。一刹那间，我完全失去了意志与理智，呆呆地注视着这茫茫的昏暗。老张飞快地将那三条装满硼砂的麻袋堆到一起，又用铁锹在上面压了几锹芒硝土，大喊一声：“谁也不许动，赶快就地爬下来！”可还没等我完全清醒过来，那一堵黄色的墙一下子又变成了铺天盖地的大洪水，我们三个人也就完全被淹没在这浑黄的“水”中了，空气中充满着刺鼻的芒硝粉尘，眼前一片昏暗。我只觉得有一个力大无比的疯子，正挥舞着一把硕大无朋的铁锨，将呛鼻的芒硝粉劈头盖脑地朝我们泼过来，我急忙系紧皮帽的护耳，将头对向来风的方向，裹紧大衣蜷伏在地。也不知过了多久，风总算停歇了，太阳在芒硝壳上洒下一缕微弱的光，我摘下皮帽，使劲拍打着全身的粉尘。这时只听老张一声大叫：“呀，小黄哪去了！？”我向四周一看，除了那三条装得鼓鼓囊囊的麻袋还躺在那儿，麻袋上盖上了厚厚的一层芒硝土，小黄连个影子也不见了。立时，我的心也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给掐住了。
风完全停歇下来了，四周死一般地寂静。这一次，可是我和老张像两根木桩子立在那空荡荡的芒硝壳上了。忽然，老张一手拉住我，说：“还愣着干啥？快走！到队上去喊人，天一黑就坏了。”我俩丢下麻袋和铁锹，上气不接下气拼命向队部跑去，赵队长听了老张那断断续续的报告，一句话也没有说，走出帐篷，大喊一声：“云德曲！”只听一声：“到！”大队管理员立正站在了他面前。队长说；“小黄被风刮走了。你快带上四个人，跟上老张，马上分成两路到湖里去找！”回头又对我说：“小王，快去喊姜师傅发动车，你跟我到湖南边去。”我说：“队长，小黄走丢的地方在北边。”队长说：“北边有老张他们负责，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她也像黄班长一样，被风‘刮’到湖南边去了。”我跟队长坐着嘎斯69越野车急忙向湖南岸驰去。我们来到南岸，队长拿着望远镜跳下车，四处搜索。突然，他用手一指，大喊一声说：“在那里！”姜师傅按照他的指引，连忙向南边的一个小山包驶去，只见小黄全身已经被芒硝土粉盖住，只露出一个头，我们忙将她身上的土粉扒开，她的皮帽子刮丢了，大衣不见了，粘满芒硝粉的头发像一堆灰白色的乱麻散乱地遮在脸上，人早就昏迷过去了。赵队长一把将她抱到车里，说声：“快开车！”汽车直接开到了医务室，队医钱南琪已经等候在那里了。不久，天完全黑了下来，老张他们才筋疲力尽地回到住地。
后来，我问小黄，那天她为什么不好好地爬在地上。小黄说：“我就是按照老张的命令爬在地上的。可后来只觉得自己被谁给提了起来，后来迷迷糊糊就跟着他走了，后来，再后来，我就什么也不记得了。”
那时候班戈湖化工厂主要就是在二湖采挖结晶硼砂块。这种硼砂纯度甚至能达到90%以上。可这么大个班戈湖，硼砂就像神奇的小精灵，它们东一团西一堆，或深或浅地“躲”在坚硬的芒硝壳下面，寻找起来十分困难。化工厂急着等地质队进藏，就是希望我们帮助他们搞清楚这些“小精灵”在湖里的分布规律，他们就等着这“米”来下锅了。队上的地质技术人员大都在野外，计算化验样本数据的任务，范敏中就交给了我和小黄。那时候队上最先进的计算工具就是一台手摇计算机。小黄报数字，我摇计算机。头几天，小黄身体挺好的。平时饭量不大的她，有时候一次竟能吃下两个黏糊糊的馒头，还要再添一碗稀饭。一次休息时，我跟她开玩笑：“小黄，别吃了，再吃肚子就该爆炸了。”没想到，一向文质彬彬的上海姑娘，竟学着那些钻工师傅的粗嗓子大声说：“吃饱喝足了才能不想家呀！”说到家，我不由看了她一眼。听她的好朋友张佩芬说，小黄父亲去世早，是母亲一手将她拉扯大的。当初，她要来青海，母亲哭得死去活来。可现在，她又来到了西藏，母亲还以为她在西宁。我问：“小黄，想妈妈吗？”小黄抬头看了我一眼，一丝忧愁悄无声息地爬上了她的脸庞，她没有回答我的话。过了一会儿，却轻轻地唱了起来：“再见吧，妈妈，别难过，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歌声嘎然而止。然后对我说：“快，抓紧工作！”
时间到了1959年6月。一天，小黄说头有一点点痛，我就让她回去休息。她笑笑说：“快加油，等计算完了这几条勘探线，痛痛快快地好好休息一天。”可那天早上她从伙房里拿来的一个馒头，到了下午还剩下半个。下午她说头痛得厉害，真的要早点回去休息了。第二天上班时，从来不迟到的小黄没有来上班。我去喊她，她还躺在床上。（这可是她来到班戈湖唯一的一次 “赖床”！），她费力地撑起身子，说：“今天上午我真的要请假了。” 我开玩笑说：“上海小姐，也太娇气了吧。”下午，与她同住一个帐篷的小张过来告诉我，小黄到硼砂厂医务室“住院”去了，赵队长派她去照顾小黄。那时候实在是太忙了，我一个人一边看数据，一边摇计算机，也就没能去看她。第二天上午，小张低着头从地质科的帐蓬前经过，我喊住她，问：“小黄咋样了？”张佩芬哭着说：“她，她……”就哭着跑走了。我连忙放下工作，追了出去，喊住小张，才知道小黄昨天晚上就“没”了。小张一句话没说完，又哭出声来，低头跑回了她的帐篷。
一个前天还活蹦乱跳的小姑娘，一眨眼就“没”了！？这个可恶的“没”字，就像一团乱麻，一下子将我堵得憋了气。难道说，在这羌塘班戈湖，人的生命就真是风中的一根草，如此地脆弱？
后来，小张悲痛的心情稍稍平静了一点点，她才将那个难忘夜晚的详细情况告诉了我。她说：
“那天一到硼砂厂医务室，经过诊断，医生责问队医钱南其：“怎么现在才送来？”钱医生说：“昨天刚有点感冒，加上这几天队上工作太忙……”医务室一位大夫一把将他拉到帐蓬外，十分遗憾地对他说：“她（小黄）已由感冒并发肺水肿。现在只能是死马当作活马来医了。”跟着出来的小张一听到这句话，当场就给医生跪了下来。她对那位医生说：“医生，求您一定救救她，她还只有十九岁，家里还有一个快六十岁的老母亲呀。”但是，当时班戈湖化工厂医务室就那么个条件，根本治不了大病；倘若送她去拉萨，一则队上的嘎斯69越野车刚去了阿里，况且，依照当时青藏公路那路况，小吉普由班戈湖到拉萨最快也得跑四天。一句大实话：1959年，在班戈湖，谁得了肺水肿这种病，就只能眼睁睁地等死了！
令人悲伤的事情多得数也数不清，可这眼睁睁地等着去死，我想应该算是最最可悲伤的了吧？可哪个人又有过眼睁睁“等死”的“经验”呢？小张流着眼泪，跟我说起小黄弥留时的情况。她说：“只有那个时候，我才真正知道了什么叫做生离死别！小黄脸色苍白，喘不过气来，但神志还算清醒。双眼呆呆地望着帐篷顶，像是在寻找着什么，我忽然觉得，那就是孩子在饥渴中寻求着母亲的乳房呀。我轻轻地喊了她一声：‘小黄’，她费力地伸出冰凉冰凉的手拉住我的手，喘着气断断续续地对我说：‘我要走了，你回到上海，一定要到我家去看看，请妈妈原谅我……’后来，后来她便说不出话来了。只是一会儿工夫，她的脸色陡然变成灰黄，死了似的；可一瞬间又透出了微弱的光泽。她微微地张了张嘴唇，像是还想再说点什么，但又像是耗尽了最后一滴油的灯芯，完全熄灭之前剩下的那一点点微弱的光和热，再也没能说出一个字来。”小张用手擦了一把眼泪，接着说：“那时候我难过得什么也想不起来了，只是听到几个医生在轻轻地说着什么，我只记住了其中的三个字： ‘三点钟’。”
1959年6月29日凌晨3点钟，班戈湖地质队一朵最鲜艳的金花——上海姑娘黄琦珍，将自己宝贵的生命献给了班戈湖。她静静地躺在那用来存放钻探岩心箱的小小单帐篷的冰凉冰凉的地上，脸上没有一点痛苦，没有一点悲伤，让人觉得，她只是太累了，睡着了，但随时都会跳起来，像过去一样，欢快地说：“队长，这件事我来干！”
赵队长和技术负责人范敏忠赶了过来。赵队长作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命令钱医生马上去喊醒大队管理员老曲、驾驶员赵师傅和队上兼职制作岩心箱的钻工马师傅。老曲和赵师傅开车去了附近的9837部队，马师傅立即动手用从西宁带来做岩心箱的薄木板钉了一个小棺材。赵队长板着脸，拿来自己在朝鲜战场缴获的、现如今已经跟了他好几年，来到班戈湖又一直盖在他床上的那一条美国军毯，仔细地铺到棺材底下。这时外面传来轻微的汽车马达声，老曲双手托着一卷洁白的布，郑重地交到队长手里。赵队长和老曲，一位是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独立营长，一位是解放战争时从东北打到海南岛，然后又跨过鸭绿江的老兵。在残酷的战争岁月里，他们亲眼看到，亲手收殓过多少战友的遗体啊。现在，1959年6月29日，他们就用这一卷刚刚从正在藏北进行平叛作战的9837部队拿来的收殓烈士遗体的洁白的布，紧紧地裹住小黄那冰凉、瘦弱的身体，轻轻地将她放进那又薄又小的棺材。队长站起身来，第二道命令是：赵师傅、马师傅再带几个休班的钻工，带上工具去大队东边的小山坡挖墓坑。等他们返回时，天刚蒙蒙亮。队长和老曲，老范和小张，抬着那用两根木棒绑住的小棺材，赵师傅、马师傅还有那几个休班钻工跟在后面，将小黄掩埋在了班戈湖东边那矮矮的小山坡上。赵队长脱下皮帽子，低声说：“孩子，你没有拿过枪，你没有打过仗，但是你跟三天前9837部队牺牲的那位侦察兵一样，都是牺牲在战场上的英雄！全队的同志会永远记住你，人民不会忘记你。”
后来我问赵队长：“您说小黄跟三天前9837部队牺牲的那位侦察兵一样，都是牺牲在战场上的英雄！可是队上别说开追悼会，连小白花都没有扎一朵，这样合适吗？”队长说：“开追悼会？一是现在工作任务重，时间紧。让那些北京来的大学生看到这场面，他们心里头该有多难过？还不如先悄悄安排好，等过了一阵子再说。小白花，队上根本就没有那么些白纸，你说拿什么来扎？”
小黄牺牲二十八年后的1987年，我陪同西藏地矿厅东朗厅长去阿里检查一处勘探项目，回拉萨时走的是“北路”，那天下午刚好路过班戈湖。我对厅长说，想去看看小黄的墓。好不容易总算找到了当年地质队搭帐篷的地方，从那儿出发，很快就找到了那个小山包，我仔细端详，小山包还是二十八年前的那个老模样，可其他什么也找不到了。我的心里空落落的，难过地低下了头。过了好久，我竟然觉得，二十八年前的那个小黄朝我走了过来，她还是那么甜美、那么端庄，那么热情、那么阳光……，
我总算是清醒了。即刻回到车里，拿起59式冲锋枪，重新压满子弹，站在小山坡上，将一梭子弹射向浩浩长空。
回到拉萨，前面还有五百来公里的路程。为了赶路，驾驶员将丰田越野车开得飞快。坐在摇摇晃晃上下颠簸的车厢里，我不由自主地还在想着，二十八年前班戈湖地质队来了“五朵金花”，当时在数千光棍汉的硼砂厂曾经引起了“轰动效应”。后来硼砂厂也仿效五十年代初期数千女兵进新疆的做法，从内地调进了好多好多朵“金花”。后来，她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都躲过了上世纪五十年代还没有被人们完全认识和无法控制的杀手——高山反应引发的肺水肿；再后来，她们又都平平安安地离开了班戈湖，应该说，她们都比小黄幸运。但是这时候，我又想起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正死掉了。”
小黄，你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责任编辑陈林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