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在西藏五十年》——第140篇： 西安“取经” 回到那曲之后，一段时间再也没有谁对我提起试种冬小麦的事情，就好像都忘记了。我这一只被逼上了“架子”的鸭子，也就高高兴兴地从那架子上下来，继续跟着塔局长去下乡，为曹书记收集“新鲜馍馍”。 5月的一天，局长突然通知我，随地区计委办公室的刘卫东主任去比如县出差。但是去干什么？他没有告诉我，我当时也没有问。到了县里，也不知道刘主任与县委领导说了些啥，后来他就与县农牧科长老罗一起，领着我去了柴仁区，在良曲公社转了一大圈，也不知道他俩又和区委书记说了些什么。再后来，我又懵懵懂懂地跟着刘主任回到了那曲。 一天下午，我在办公室闲得难受，就从“某克斯”的办公室里找来一堆旧报纸，再给自己倒上一杯开水，舒舒服服地打发着时光。这时候塔局长又来了，说：“放下报纸，跟我走。”我问：“上哪去？”他说：“去了你就知道了。”出了行署那个大院子，局长一拐弯进了几位书记住的小院，我不由自主地收住脚步，问：“局长，您到底要带我到哪里去？”局长笑了笑：“我没有办法说服你，曹书记亲自请你去，看你怎么办？” 进到书记办公室，曹书记开口就说：“王寿民，我听杨副书记（藏干校的杨孝彬主任。他已经调到那曲地委担任副书记）说，你15年前去藏干校，要求学习藏语文，可那时候藏语拼音已经教完了，他就没有同意。你当时向他打了包票，最后他才同意让你先试一试。我问你，没有老师，你那藏文拼音是怎样学会的？”我回答说：“我去干校晚了个把月，那拼音就是利用一切时间，加班加点学会的。如果学不会，杨主任就会要我立马卷铺盖走人。”曹书记笑着说：“这正好证明了，你的钻研能力还真不错嘛。这些日子，你们塔局长和你收集的情况，对地委参考价值很大，我要向你俩表示感谢。今天请你来，就是想跟你谈谈试种冬小麦。自治区下达的冬小麦试种任务，地区已经在比如县进行了两年，投入种子上万斤，可是光有投入，没有产出。我知道你没有种过麦子，但是你有一股子不服输的钻研劲。这次去山南、林芝和拉萨参观学习，听才旦书记回来说，他又替你在拉萨找到了两位好老师。我没有说错吧？地委相信你，决定让你去比如县，好好种上一茬麦，试种成功了，地委决心在东三县打好以粮为纲这一仗。”见我不说话，书记接着说：“你若是没有意见，有什么要求也可以提出来。” 地委第一书记的话，都说到了这个份上，我觉得再推三阻四还能有什么意义？再说了，我那一股不服输的劲头，倒真的让他的一番话给“激活”了。我就“照本宣科”地说：“上次在自治区农科所，那里的王老师说西北农学院有一位赵教授，是全国出名的小麦育种专家。1956年，赵教授随中国农业代表团赴丹麦、印度等国考察访问。他认真研究了丹麦的小麦高产经验，并带回几个茎秆较矮、穗大粒多、抵抗锈病、可以作为杂交亲本的品种。1957 年，他用‘丹麦1号’与‘西农6028’、‘碧蚂1号’等品种组配了一批杂交组合。前一组合于1964年选育出“丰产1、2、3号”小麦新品种，它们不仅对条锈病具有良好的抗性，而且茎杆健壮，耐肥抗倒，穗大质佳，适应当时地力，一般增产10%-20%，深受群众欢迎。我还听说那个丰产三号，就是现在我们西藏种植的肥麦一号，我想去拜拜真菩萨，取到真经。” 书记笑着点了点头。我又说：“我还想向内地有关农科单位多索要一些资料，多拜一些老师，边学边干总比瞎子摸象强。”书记对塔局长说：“王寿民这个要求提得好。这件事就由农牧局来安排。”局长点着头，连声说：“拉索，拉索。（藏语：是。是。也有遵命的意思）。”我很快就到了西安。一下飞机，就直接去火车站买车票去杨陵。别看那杨陵只有一个很小的火车站，但是在那个年代，特别快车在那里也要停车一分钟。据说就是因为西北农学院有一位中国科学院院士。这也充分说明了，上世纪国家对科学家确实是很尊重的。 我在西北农学院找到了赵教授。当我向那位穿着朴素的老教授，恭恭敬敬地递上地委的介绍信时，他飞快地看完信，点着头，一连说了三声：“好！好！好！”接着又说：“我听说你们西藏的江孜农业试验场去年（1975年）在1.78亩试验地里种植的肥麦，创造出了亩产1610斤高产纪录。这说明青藏高原某些地方，具有气候和土壤资源优势，发展农业生产的潜力很大，关键在于人们能否认识它，并且合适地掌握和运用它。” 我就将西藏历史上农业生产水平很低，整个那曲地区，除了索县、比如两个县有一些农田，其余7个县都是纯牧业县的情况，都向教授作了汇报。听了我的话，他问：“那你们现在是想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方试种冬小麦了？”我不知该如何回答教授，只好也学着他的样子，连连点着头。 教授说：“西藏我没有去过，但从很多资料上看到，高原与内地的气候差别十分大。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农业生产究竟要靠哪些条件？报纸、广播上天天都在说‘一靠政策，二靠科学’。这说得很对，但是也说得太抽象了。我给你讲一点实际的，那就是我们老祖宗的一句大实话：‘收多收少在于人，有收无收在于天’。在我这个跟泥土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头子看来，搞农业不靠老天爷是不行的。这几年全国农业丰收，除了政策和科学，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老天爷睁眼，风调雨顺。不是你爬千山过万水，辛辛苦苦来到杨陵，一见面我就给你浇了一头冷水，更不是我在这里向你宣扬靠天种田的宿命论。在试验开始以前，想得周到一些，总是有好处的。” 教授的一席大实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这就是我有生以来头一回见到的、大名鼎鼎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全国劳动模范、几届的全国人大代表、著名的小麦育种专家、西北农学院教授赵洪璋先生。特别是他那一句“搞农业不靠老天爷是不行的”的大实话，更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赵教授的工作实在是太忙。而且，我这次来拜见他的目的，就是想要多看看，多问问农业试验到底需要做些什么。我实在不敢、而且也没有必要去占用他的宝贵时间。教授明白了我的意思后，就为我指定了一位他自己带的研究生，给我当 “指导老师”。 我的那位指导老师也很好。那几天，他放下了自己手里的研究课题，带着我在试验田、在实验室里面，让我看了一个够，也让我问了一个够。对于种植冬小麦，我总算是掌握了一些第一手的资料，摸到了一点点路径。 在与赵教授告别时，他说：“听小李告诉我，你虽然没有上过几天学，更没有搞过农业科学试验，但你的这股子钻研劲，却令他佩服。现在你就要回西藏去了，我再送给你几句话：搞农业科研选题，只要是农业生产中存在的疑难问题和突出问题，都应该去研究。海拔大于4000米，北纬31°的地区，能否种植冬小麦？这本身就是一个全世界也从未有人做过的、值得去探讨的课题。这个疑问有了答案，试验目的也就达到了。” 上世纪，不论是在内地、抑或是在西藏，人与人的关系，大抵也就是这个样子——平常+真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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