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在西藏五十年》——第161篇： “认真”两字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该有几多难？ 入党之后，我觉得自己已经是一名预备党员了，就应该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我又记起在书上看到的，1957年11月17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莫斯科大学，面对数千名中国留苏学生和实习生说的那一句“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的名言。我告诫自己，一定要记住伟大领袖的教导，认认真真地管好地热大队这个家。但是，“认真”这两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实在是太难呀。 我遇到的头一个难题就是：地质队的职工，长年背井离乡，在野外爬山涉水，辛辛苦苦工作，结束工作收了队，很多职工都要回家去探亲。等到来年开春，归队回来报销差旅路费的人也就多得很。以往每到了这时候，就会有一些人，拉关系、攀老乡，总想多报销一些违规的票据。我告诉报账会计，一定要按照规定办，超过标准一律不准报。可是没有想到， 头一天就遇上了那位长驻上海的采购员屈师傅，他回大队来报帐。在报销路费时，就与报账会计发生了争执。负责报账的会计小张面红耳赤地将那几张报销单据递给我。我一看，那是上海往返海南岛的车、船票和住宿发票。再看他的休假证明，明明白白地写着：江苏省无锡市。我问他：“屈师傅，您探亲休假应该回无锡，怎么就到海南岛去了？”屈师傅一脸的不高兴，回答说：“这可是办公室李主任亲口答应过的，过去这样子报销的也不只我一个，您新官上任三把火，老规矩总不会一把火统统烧掉吧？”话说到这里，他好像有一点累了，歇了一口气，又接着说：“报销路费的又不只是我一个，要不然咱们就都查一查？你这位大科长可要一视同仁呀！”听他话里那意思，计财科报账有“猫腻”，不公平，他只是要求一视同仁。我就对屈师傅说：“你的意见很好。一定要一视同仁！好在我前不久刚从湖南老家探亲回来，今天您就先从我的报销单据查起吧。”可能是我的话出乎了他的意料，也可能是他觉得，我是在拿大话吓唬他，他还真想要查一查我报销的单据。他就坐在那里，没有吭声。我让主管会计小刘，将我的报销单据找出来，请屈师傅好好地查一查。 那年月，我仗着自己身体好，如果是坐飞机去成都或者是西安，一出了机场，从来都是搭乘民航的大巴车直奔火车站，若是买不到卧铺票，坐上硬座就出发。到了目的地，更是从来没有坐过一次出租车，都是挤的公交。至于住宿，也是住最便宜的旅社，还专门要住四人间，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的单间太贵了；而两人间，彼此不认识，万一同住一室的是一个歹徒，到了半夜三更，那可就是“与狼同室”了；只有四人间，四个人，互不相识，谁也不敢欺负谁。小刘耐心地将报销单据一张张地翻给屈师傅看，他一直坐在旁边，也是一直没有开腔。过了好久，他来到我的办公桌旁，面带歉意地说：“只要一视同仁，哪一个人也没有意见。” 这一个大难题，就是如此这般，轻而易举地地解决了。可是，另一个“更大”的难题又来了，那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那一次调整工资。那可是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全中国唯一的一次调工资。就像是经过了长久的干旱，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是盼来了一场“甘雨”呀，哪一个人，都觉得自己理所当然，应该调一级工资了。但是，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了一句话：“区别对待就是政策”。因此那一次调工资，也就硬性规定了，职工总数20%的人员不能够调（听说内地有的地方，这个“指标”还要高一些）。还听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鼓励先进，激励后进”。完全是“对事不对人”。 平时里，人们常爱说：瘸子里面选将军。选上了将军的人自然高兴；没有选上的人，依旧还是一个瘸子，也没有吃什么亏。可是这一次“久旱逢甘雨”般的调工资，却硬要从十个人里面，挑出两个“瘸子”来，这可真的就像是对人，而不仅仅是对事了。虽说那时候一级工资的级差也就是七、八块钱，可是有哪一个人愿意来当“瘸子”？更有哪一个人会心甘情愿地去当那个“瘸子”呢？哪一个人也不愿意去当那个瘸子呀！ 有一句老话说：“人怕当面，事怕临头。”事到如今，人们也就没有了往日里的谦虚、礼让。找领导，拉关系；自我表扬、相互揭短；竞争、膨胀……几乎支配着每一个人。就连我这个小小的计财科长，那些日子，下班之后家里竟然也是“门庭若市”。发泄心里不平的、鸣冤叫屈的，不一而足。听说在个别地方，还因此而发生了匪夷所思的流血事件……。 再说说计财科，13个人，大队考虑到科里这两年的业绩不错，不调资者定为2名，剩下的那个“零点6”个人，就算是奖励——“减免”了。科务会议开了好几次，我主动提出自己不调资，科里人又都不同意。我找到大队王书记，请求将一个“瘸子”就让给我来当，书记也连连摇头说：“不行，不行，对事不对人，一定要按原则办事。”又拖了几天，结果是统计员小王和另一个会计没有调工资。可是那小王，她的父亲是地质某队副大队长，一次我在局里开会遇到他，我说声：“队长好！”他却狠狠地将头一甩，“哼！”了一声，气愤愤地走掉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意想不到的事情又让我遇到了。我的第二故乡，巴青县高口区供销社主任次仁来拉萨，说是想买一辆二手大卡车，回去跑运输。可是自己带的钱不够，他觉得地热队的队长、书记都是老乡，就来队上借一万块钱。大队副书记次仁达领着他来找我，说借给次仁一万块钱，他保证买了车，回到巴青，就将钱汇过来。 一万块钱，若是在今天，我自己就能够借给他（当然今天他也不会缺这一万块钱了），可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一万块钱就可以当“万元户”，那可是一笔巨款。况且，那时候的现金管理制度很严格，我就没有答应他。最后次仁咬牙切齿地说：“亚！亚！”，（直译成汉语就是：好！好！可听他那种语气，就变成了：哼（hng）哼！了。（注：汉语词典上的解释——“[叹]表示不满意或不相信”）。他气冲冲地走了，次书记紧跟着他，也是黑着脸，离开了计财科办公室。 到了那天晚上，我正在篮球场看电影，副书记和副大队长索加又一起来找我，还是要我借给次仁一万块钱，我咬着牙硬是不答应，最终，听说他俩从地质六队，帮助次仁借到了钱。打自那以后，我也就被戴上了一顶“不近人情”的帽子。 又一天，我正在记账，新从地质某队调过来的那位副大队长来找我。因为他分管地质，我与他交往并不多，平时里，他给人的印象也就是温文儒雅的一副书生相。可是那一天，这位副队长身上斜背着一只地质包，来到我的办公桌旁。我礼貌地说一声：“队长好！”就等候着他的指示。他却将我的衣袖一拉，神秘兮兮地压低声音说：“这里人多口杂，我们到外面去说好吗？”我只得放下手里的账本，跟着他来到办公室外面。他还是不吭声，径直往前走，一直来到远离办公室的堆龙河边，他一改往日里温文儒雅的模样，毕恭毕敬地对我说：“有一件事情，请王科长一定要帮我的忙！”我说：“您是副大队长，我哪能帮上您的忙？”队长并没有说是什么事，又说：“队上好多人都晓得，您二十年前就认识孙局长，自治区党委也有您的几位老领导。” 我老老实实地告诉他说：“那时候我和孙局长都在地质局不假，可那时候他就是孙副局长，我只是一个在后勤处打杂的小办事员。您说的自治区领导，我只是在广播里听到过他们的名字，他们哪里会认得我这个另类人？”队长说：“你就别谦虚了，大家都晓得您的‘路子’野得很呀。”接着他竟扳着手指头，说：“区党委……书记、还有区人大、组织部、司法厅、商业厅……的某某某，可都是从那曲调上来的，听说你那时候就给他们当过文书兼翻译。我说得没错吧？”听到他的这一席话，再看一眼站在我面前的这位副大队长，我觉得他怎么竟像是川剧演员在表演变脸戏法，一眨眼就变成了一个“包打听”。还给我戴上了“路子野得很”这样一顶令我莫名其妙、闻所未闻的大帽子。他究竟想要我帮他什么忙？ 我就老老实实地告诉他说，那几个人在那曲时，就是地专级的大干部，而我只是农牧局里，一个家庭出身很不好的小小办事员。而且，您刚才说的那几位领导，其中的两位就是藏族，哪里用得上让我去当翻译？我只是在他们下乡时，跟随着去当一个书记员。一回到那曲，可就连他们的面也难得见到了。” 听我这样一说，副队长面红耳赤，他默默地转过身去，虽然我看不见他的表情，但是我知道自己已经得罪了他。渐渐地，他的双手也开始颤抖了起来，又侧过身来，斜视着我。那复杂的眼神里，失望、无奈，甚至是愤怒，不断地交织着。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张了张嘴，但是好像又有难言之隐，也好像是心有不甘，最后终于说出了一句让我摸不着头脑的话：“原来打算咱两联手，好好地干一件大事，没想到我们还真不是同路人！”紧接着，他又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掉转头就走了。丢下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堆龙河岸边。 后来，我将这件事告诉了索加。索加说：“地质五队在本纳藏布江北发现了沙金矿，那可是一个大宝贝呀。老W还在某队时，就建议队上组织一些人，由他领头去淘金。他还说这是搞活经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早一点成为万元户。队长没有同意他的意见，后来他就想方设法调来咱们队。没有想到，他会去找你。我想他就是想通过你，在自治区里面拉关系，帮他搭一座桥，再得到一些资金，由他出面去本纳藏布江淘沙金，当万元户。” 我真没有想到，一个大学毕业的地质大队副大队长，在那个动辄就要讲“级别”的年代，他也算是一个副县、处级的干部了，可就为了要当万元户，竟然会有如此“离奇”的想法与做法。 我告诉索加，副队长那天还背着一个地质包。索加哈哈地笑了起来，说：“那包包里头，就是他写的淘金方案，好厚的一叠子。”如此看来，他也还算是一个想干一点事的人，只是他选择了一条错路。打自那以后，他也就成了我在工作中经常遇到的一块挡路的石头了（这个故事留到后面讲）。 我自从回到了拉萨，头上那一顶官僚+地主崽子的帽子总算是被摘掉了，可现如今，我又被一些小道消息，戴上了一顶莫须有的——路子野、门路广的怪帽子，这可真应了钱钟书先生《围城》里面的一句话：“……饭里的砂砾或者出骨鱼片里未净的刺，会给人一种不期待的伤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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