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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好“大学”

2019-9-15 17:30| 发布者: 蓝河| 查看: 3133| 评论: 4|原作者: 益西索朗|来自: 特约作家

摘要: 我的好“大学” (俄国大作家高尔基写了一本书——《我的大学》。高尔基的命运很悲惨,但是他顽强地与命运打“擂台”,终于获得了成功。这也应验了一句名言: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今日,我在电脑屏幕上 ...
                                                      

                我的好“大学”
      (俄国大作家高尔基写了一本书——《我的大学》。高尔基的命运很悲惨,但是他顽强地与命运打“擂台”,终于获得了成功。这也应验了一句名言: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今日,我在电脑屏幕上面,敲出我的“好大学”这几个字,作为《我在西藏五十年》的反思,就是因为我在网上看到了“我的大学论坛”里面的好多篇好文章。只可惜,那些文章虽然好,只是与我这个半文盲,确实又有着“十万八千里”的距离。因为我这一辈子,就只是在学校读了一年没有小学垫底的初中。如果用现如今强调学历的标准来衡量,我就是一个半文盲!但是我这一辈子,走过的这一条人生路,虽说是曲里拐弯、跌跌撞撞,但是“命运老人”也让我遇到了那么多的好心人,他们都是我的“(社会)大学”里面的好教授!这几十年,我也就是靠着他们对我的教育和帮助,才明白了自己脚下的这一条曲里拐弯的生命之路,应该如何走!
      还记得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因为年纪小,学历又是一个“0”。用现如今人们的一句口头禅来形容,那就是——“货真价实”的一张白纸。再加上我这一辈子,又调换过若干种的工作,比如:给郝守财当通讯员时,只要自己手脚勤快一点,服从命令、听指挥,也就“达标”了。接下来,我又被派去衡阳县贸易公司渣江营业所,开始时就是打扫营业室的卫生,擦煤油灯的玻璃灯管子;哪个人忙了,就喊我去“打下手”。那些事情干起来,只要自己不偷懒,还是很容易的。可是不久,领导就分派我跟着女同志李菊秋去收购废铜烂铁,还说那是一个“政治任务”——造炮弹、子弹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可是那铜又分为好多种:紫铜、黄铜、响铜,杂铜,价钱也不一样。李老师不仅教会我辨别铜的种类,还手把手地教我打算盘,教会我使用那时候16两为一斤的杆称。一次我就问李老师,一斤为什么要分成16两?如果1斤是10两不是更简便吗?李老师听了我的问话,起先是一愣,接着就哈哈地笑了起来。她说:“这杆称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我想起码也有几百上千年了,一直就是这个样子的呀,你这个小家伙,怎么会想起这样一个怪问题?”我也就不敢再往下问了。直到有一天,送我来渣江工作的伍隐华同志,又来渣江检查工作了,他可是一位“老高中生”,很有学问,我就向他请教。老伍连连点着头,笑着对我说:“真没有想到呀,你这个小东西,会想到这样一个怪问题, 这说明你爱动脑筋,很好!我们的老祖宗将秤的一斤分成16两,这每一两,就代表着天上的一颗星星,16两就是16颗星。它们是由北斗七星、南斗六星和福、禄、寿三颗星组成。商家如果称物品给顾客时,秤称得旺旺的(也就是秤杆子翘得高高的),就表示足了星(特别是福、禄、寿);如果商家耍滑头,克扣了一两,就会减福,克扣二两就会损禄,克扣三两就会折寿!这就是老祖宗教导我们:做买卖时,一定要珍惜诚信。”想不到,我国市秤一斤分成16两,还有着这样的一个故事!伍老师的一席话,让我知道了学习知识的重要性;他的一番话,也让我记忆至如今。
       再后来,我调到衡阳地区当了打字员,又遇到一位好老师戴韵兰,她手把手地教会我打字。只是在排字盘的时候,我没有听她的话,自作主张,结果是浪费了好多的时间。可是再后来,在一次地直机关组织的打字员比赛时,我的打字速度竟然超过了她。当时就有人说我这是“徒弟打师傅”,可是戴老师却坦然地笑着说:“老祖宗说:青出于蓝。青就应该胜于兰呀”。
       再再后来,我到了西藏,先是在班戈湖地质队当计划统计员,那时候我连那最“原始”的50米手摇钻探机也是头一次看到,更别说地质、地形测量、岩(矿)石样品的化验分析……,我真正像是刘佬佬进了大观园——眼花缭乱。我的笨办法就是到基层班、组去,将人人都看成是我的老师。我在现场打扫卫生、给师傅们端茶送水,帮他们干一些杂活。慢慢地,老师傅们也就接受了我这个编外的徒弟,我也就慢慢地熟悉了那些工作。
       再后来,我在拉萨脱产学习藏语文,然后又去堆龙德庆县下乡实习。虽说那时候,我已经学会了藏文的30个字母,也掌握了拼音与阅读的方法,可是来到拉萨近郊的堆龙德庆县,我独自一个人,住在藏族老乡家里,穿衣吃饭、举手投足都离不开藏语,更别说我们下乡的目的,是要宣讲中共西藏工委制定的农区26条政策,还要摸清当地的敌情、社情,也就是“阶级斗争”的一些情况。如今我将那些故事写出来,自己都觉得有一点点“不可思议”,但那又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好在我一到了马区南巴乡,借住在两位年老的贫苦农奴家里(那时候叫做“访贫问苦”,这可是我这个地主+官僚崽子, “脱胎换骨”的一次大好机会。),幸运的是,两位老人竟然将我当成了他们的儿子,从吃糌粑、喝酥油茶;从去田里捡石头、往地里驮肥料开始,一句句地教我学藏语,还让我学会了好多有用的农业生产知识。也就是在那几个月,我的藏语口语,竟然超过了某些当时也在堆龙乡下实习的、中央民院藏语言专业的汉族大学生。这不仅仅是“徒弟打了师傅”,而是我这个半文盲“打了”大学生。我学习藏语文的劲头,也就更上了一层楼。
       再后来,我觉得自己的家庭成分实在是太糟糕了,哪里有“资格”留在拉萨这样的“大城市”,我就想方设法,主动要求调去了那曲牧区,分到巴青县,到高口区政府当文书。那时候,人们都说文书其实就是区政府的一个看门人。我就又主动要求去下乡,拜牧民群众做老师,向他们学习巴青藏语,学习接羔育幼、防治牛羊疾病的知识。
       再后来,我又调到县机关当了几个月的机关会计,再再后来,我先是调到雅安区政府,依旧还是当文书,后来又调到地区农牧局,主要的工作就是跟着达玛局长去牧区收集一些情况。我的工作其实就是给局长当记录员。有的时候,地委的热书记也会来,两位领导小时候是“发小”,除了工作,他俩也就会回忆起那些“童年的故事”;有时候,他们也要讨论工作方面的问题。我一直就在旁边,为他俩端茶递水,还要将一些与工作有关系的要点记录下来,回去后好给地委写情况汇报。可就是那些日子,我也就像在课堂里听课,确实学到了好多有用的知识。
      再后来,我又被派去内蒙古红格塔拉种羊场,学习细毛羊改良的知识,也就结识了一位兽医,他还是我的湖南老乡。虽说那一段时间不长,我还是像进了一次绵羊改良和防治牲畜疾病的学习班。
      再后来,上级号召“以粮为纲”,就连海拔平均四千公尺的那曲地区也没有“被遗忘”,那时候,那曲地区农牧局就有两位农学专业毕业的大、中专学生,可是他俩都不愿意去接试种冬小麦那个“烫手的山芋”(这可是他们的原话),地委曹书记竟然决定,派我这个生在城里、长在抗日路上的半文盲,去海拔4200米的比如县试种冬小麦,还说要拿出一个——“有说服力”的、“那曲地区究竟能否种植冬小麦?”的报告来。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般的一个故事了!好在那年月,只要你真心实意拜老师,老师还是处处都遇得到。我就按照老祖宗的那一句话——“人皆吾师”,先是去自治区农科所,找到了两位老师——第一位:王先明老师。他毕业于西南农学院,后又去气象学院进修。他自我介绍说:他是一位“双学历”;第二位:卢耀曾老师。他1947年毕业于台湾建江中学,后来在南京金陵大学土壤专业毕业,分配在华东农科所工作。1955年国家民委决定组织科学工作队,对西藏的自然慨况和农业生产进行考察,要求有一位土壤专家参加。这位土壤专家就是卢耀曾老师。按理说,这样的两个人,给我这个半文盲来当老师,简直就像是用大炮去打一只小蚊子!可是两位老师竟然高兴地接納了我这个小徒弟。王老师教我小麦栽培、气象观测技术;卢老师教我土壤化验、分析。我在他俩那里学习了好些天,王老师还是“心有不甘”,又建议我去西安,找闻名全国的小麦育种专家赵璋教授。王老师告诉我说,赵教授是西北农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全国劳动模范、几届全国人大代表。听了王老师一席话,我身不由己地连连摇头,对他说:“我连初中都没有读,您却要我去找中科院的院士、教授?只怕哪一个人听了,也会笑掉大牙呀。”王老师却连连地摇着头,对我说:“赵教授可不像某些人,他就是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农民,只要你是向他请教农业生产问题,他也会高兴地回答你。”后来,地委曹书记竟然也批准了我的这个——在我看来,就是“荒诞不经”的——请求,让我去西安“取经”。
      记得那一天,我在西安下了飞机,直接就买火车票去了杨陵。出了火车站,就去西北农学院找到了赵教授。大名鼎鼎的中科院院士、全国劳动模范、几届的全国人大代表、著名的小麦育种专家、西北农学院教授赵洪璋先生赵竟然“不可思议”地接见了我!只可惜,老教授的工作实在是太忙了,他便指派一位他“自己带的”研究生,给我当老师。这个故事,我在前面已经详细地写过。如今再回过头来看一看,依然还是一个匪夷所思的、但又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就是“那个年代”的“故事”呀!
       教授指派带我的那一位指导老师也好得很。那几天,他放下了自己手头的研究课题,带着我在试验田、在实验室看了一个够,也让我问了一个够。对于种植冬小麦,我总算是摸到了一点点路径,掌握了一些必不可少的资料。  
       在与赵教授告别时,教授说:“听小李告诉我,你虽然没有上过几天学,更没有搞过农业科学试验,但是你的这一股子钻研劲,却令他这个研究生感到佩服。现在你就要回西藏去了,我再送给你几句话:搞农业科研选题,只要是农业生产中存在的疑难问题和突出问题,都应该去研究。海拔大于4000米,北纬31°的地区,能否种植冬小麦,这本身就是一个前人没有做过的、值得探讨的好课题。这个疑问有了答案,试验目的也就达到了。”
       千言万语一句话:上世纪,不论是在内地、抑或是在西藏,人与人的关系,大抵都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我还想加上一点点自己的亲身感受——真情实意。
       再后来,因为种种的原因,我含着眼泪,惜别了我的第二故乡——那曲,再次“归队”回到了西藏地质局,先是在地热地质大队当了几天计划统计员,这工作早些年我就干过,也算是轻车熟路。接着领导又让我当大队的计划财务副科长(科长缺位)。若光是坐在办公室里,拨算盘子、同账本子打交道,我还是应付得了。可是局计财李处长说:“计划财务工作,不光是要会算账,还要算好账,要给队领导当参谋,用好国家拨来的钱。”对于我来说,这个担子可真是“超重”了。我用的还是老办法:除了留几个人在科里应付日常工作,其余的人都跟着我去羊八井,将勘探工地当成课堂,将工人师傅都当成“老师”,学习各个勘探工种的有关知识。就在我当副科长的那一年,全局野外地质大队的财务会计年报进行评比时,我们地热大队竟然被评为了第一名。只是后来局计财处的那位老处长觉得,就我这样一个“半拉子”的科长(这时候,局里已经将那一个“副”字删去了),领着几个新招工进来的年轻人,就拿了全局“第一名”,那么,其他几个大队,那几位大、专学校财会专业毕业的会计师“脸面往哪儿搁?”,最后他们就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让地热大队与二大队“并列”第二名。后来却成了一个“笑话”。
       再后来,地质部强调要加强定额管理工作,我先是被派去宣化地质学院学定额。我人还没有到学校,校方就在学员名册我的名字前面打了一个大问号。经过我没有白天黑夜的努力,结业时我们西藏局竟然取得了第三名。回到西藏,我就调到局里当定额队长。我用的依旧是老一套的土办法——下基层,找老师。可是西藏就只有那么几个地质大队,我就异想天开,想学学西游记里面的孙猴子,登高望远,到西藏周边几个省(包括新疆)的一些地质队去取经。取来“他山之石”,攻西藏的这一块“玉”。兰芳局长竟然批准了我的计划,我就是靠着这个“笨”办法,完成了任务,还受到了当时地质部计划司和部定额队的表扬。
       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只要老老实实地当小学生,处处都有“大学”!人人都是我的好“老师”!


鲜花

握手

雷人

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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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评论

引用 蔚青 2019-9-15 07:27
拜读欣赏,感谢分享。周末快乐!
引用 鲁宏 2019-9-15 09:43
佳作欣赏!
引用 益西索朗 2019-9-15 11:06
蔚青 发表于 2019-9-15 07:27
拜读欣赏,感谢分享。周末快乐!

衷心感谢站长老师。祝老师周末快乐!扎西德勒!
引用 益西索朗 2019-9-15 11:06

衷心感谢主编老师!祝老师周末快乐!扎西德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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