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好“大学” （俄国大作家高尔基写了一本书——《我的大学》。高尔基的命运很悲惨，但是他顽强地与命运打“擂台”，终于获得了成功。这也应验了一句名言：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今日，我在电脑屏幕上面，敲出我的“好大学”这几个字，作为《我在西藏五十年》的反思，就是因为我在网上看到了“我的大学论坛”里面的好多篇好文章。只可惜，那些文章虽然好，只是与我这个半文盲，确实又有着“十万八千里”的距离。因为我这一辈子，就只是在学校读了一年没有小学垫底的初中。如果用现如今强调学历的标准来衡量，我就是一个半文盲！但是我这一辈子，走过的这一条人生路，虽说是曲里拐弯、跌跌撞撞，但是“命运老人”也让我遇到了那么多的好心人，他们都是我的“（社会）大学”里面的好教授！这几十年，我也就是靠着他们对我的教育和帮助，才明白了自己脚下的这一条曲里拐弯的生命之路，应该如何走！ 还记得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因为年纪小，学历又是一个“0”。用现如今人们的一句口头禅来形容，那就是——“货真价实”的一张白纸。再加上我这一辈子，又调换过若干种的工作，比如：给郝守财当通讯员时，只要自己手脚勤快一点，服从命令、听指挥，也就“达标”了。接下来，我又被派去衡阳县贸易公司渣江营业所，开始时就是打扫营业室的卫生，擦煤油灯的玻璃灯管子；哪个人忙了，就喊我去“打下手”。那些事情干起来，只要自己不偷懒，还是很容易的。可是不久，领导就分派我跟着女同志李菊秋去收购废铜烂铁，还说那是一个“政治任务”——造炮弹、子弹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可是那铜又分为好多种：紫铜、黄铜、响铜，杂铜，价钱也不一样。李老师不仅教会我辨别铜的种类，还手把手地教我打算盘，教会我使用那时候16两为一斤的杆称。一次我就问李老师，一斤为什么要分成16两？如果1斤是10两不是更简便吗？李老师听了我的问话，起先是一愣，接着就哈哈地笑了起来。她说：“这杆称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我想起码也有几百上千年了，一直就是这个样子的呀，你这个小家伙，怎么会想起这样一个怪问题？”我也就不敢再往下问了。直到有一天，送我来渣江工作的伍隐华同志，又来渣江检查工作了，他可是一位“老高中生”，很有学问，我就向他请教。老伍连连点着头，笑着对我说：“真没有想到呀，你这个小东西，会想到这样一个怪问题， 这说明你爱动脑筋，很好！我们的老祖宗将秤的一斤分成16两，这每一两，就代表着天上的一颗星星，16两就是16颗星。它们是由北斗七星、南斗六星和福、禄、寿三颗星组成。商家如果称物品给顾客时，秤称得旺旺的（也就是秤杆子翘得高高的），就表示足了星（特别是福、禄、寿）；如果商家耍滑头，克扣了一两，就会减福，克扣二两就会损禄，克扣三两就会折寿！这就是老祖宗教导我们：做买卖时，一定要珍惜诚信。”想不到，我国市秤一斤分成16两，还有着这样的一个故事！伍老师的一席话，让我知道了学习知识的重要性；他的一番话，也让我记忆至如今。 再后来，我调到衡阳地区当了打字员，又遇到一位好老师戴韵兰，她手把手地教会我打字。只是在排字盘的时候，我没有听她的话，自作主张，结果是浪费了好多的时间。可是再后来，在一次地直机关组织的打字员比赛时，我的打字速度竟然超过了她。当时就有人说我这是“徒弟打师傅”，可是戴老师却坦然地笑着说：“老祖宗说：青出于蓝。青就应该胜于兰呀”。 再再后来，我到了西藏，先是在班戈湖地质队当计划统计员，那时候我连那最“原始”的50米手摇钻探机也是头一次看到，更别说地质、地形测量、岩（矿）石样品的化验分析……，我真正像是刘佬佬进了大观园——眼花缭乱。我的笨办法就是到基层班、组去，将人人都看成是我的老师。我在现场打扫卫生、给师傅们端茶送水，帮他们干一些杂活。慢慢地，老师傅们也就接受了我这个编外的徒弟，我也就慢慢地熟悉了那些工作。 再后来，我在拉萨脱产学习藏语文，然后又去堆龙德庆县下乡实习。虽说那时候，我已经学会了藏文的30个字母，也掌握了拼音与阅读的方法，可是来到拉萨近郊的堆龙德庆县，我独自一个人，住在藏族老乡家里，穿衣吃饭、举手投足都离不开藏语，更别说我们下乡的目的，是要宣讲中共西藏工委制定的农区26条政策，还要摸清当地的敌情、社情，也就是“阶级斗争”的一些情况。如今我将那些故事写出来，自己都觉得有一点点“不可思议”，但那又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好在我一到了马区南巴乡，借住在两位年老的贫苦农奴家里（那时候叫做“访贫问苦”，这可是我这个地主+官僚崽子， “脱胎换骨”的一次大好机会。），幸运的是，两位老人竟然将我当成了他们的儿子，从吃糌粑、喝酥油茶；从去田里捡石头、往地里驮肥料开始，一句句地教我学藏语，还让我学会了好多有用的农业生产知识。也就是在那几个月，我的藏语口语，竟然超过了某些当时也在堆龙乡下实习的、中央民院藏语言专业的汉族大学生。这不仅仅是“徒弟打了师傅”，而是我这个半文盲“打了”大学生。我学习藏语文的劲头，也就更上了一层楼。 再后来，我觉得自己的家庭成分实在是太糟糕了，哪里有“资格”留在拉萨这样的“大城市”，我就想方设法，主动要求调去了那曲牧区，分到巴青县，到高口区政府当文书。那时候，人们都说文书其实就是区政府的一个看门人。我就又主动要求去下乡，拜牧民群众做老师，向他们学习巴青藏语，学习接羔育幼、防治牛羊疾病的知识。 再后来，我又调到县机关当了几个月的机关会计，再再后来，我先是调到雅安区政府，依旧还是当文书，后来又调到地区农牧局，主要的工作就是跟着达玛局长去牧区收集一些情况。我的工作其实就是给局长当记录员。有的时候，地委的热书记也会来，两位领导小时候是“发小”，除了工作，他俩也就会回忆起那些“童年的故事”；有时候，他们也要讨论工作方面的问题。我一直就在旁边，为他俩端茶递水，还要将一些与工作有关系的要点记录下来，回去后好给地委写情况汇报。可就是那些日子，我也就像在课堂里听课，确实学到了好多有用的知识。 再后来，我又被派去内蒙古红格塔拉种羊场，学习细毛羊改良的知识，也就结识了一位兽医，他还是我的湖南老乡。虽说那一段时间不长，我还是像进了一次绵羊改良和防治牲畜疾病的学习班。 再后来，上级号召“以粮为纲”，就连海拔平均四千公尺的那曲地区也没有“被遗忘”，那时候，那曲地区农牧局就有两位农学专业毕业的大、中专学生，可是他俩都不愿意去接试种冬小麦那个“烫手的山芋”（这可是他们的原话），地委曹书记竟然决定，派我这个生在城里、长在抗日路上的半文盲，去海拔4200米的比如县试种冬小麦，还说要拿出一个——“有说服力”的、“那曲地区究竟能否种植冬小麦？”的报告来。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般的一个故事了！好在那年月，只要你真心实意拜老师，老师还是处处都遇得到。我就按照老祖宗的那一句话——“人皆吾师”，先是去自治区农科所，找到了两位老师——第一位：王先明老师。他毕业于西南农学院，后又去气象学院进修。他自我介绍说：他是一位“双学历”；第二位：卢耀曾老师。他1947年毕业于台湾建江中学，后来在南京金陵大学土壤专业毕业，分配在华东农科所工作。1955年国家民委决定组织科学工作队，对西藏的自然慨况和农业生产进行考察，要求有一位土壤专家参加。这位土壤专家就是卢耀曾老师。按理说，这样的两个人，给我这个半文盲来当老师，简直就像是用大炮去打一只小蚊子！可是两位老师竟然高兴地接納了我这个小徒弟。王老师教我小麦栽培、气象观测技术；卢老师教我土壤化验、分析。我在他俩那里学习了好些天，王老师还是“心有不甘”，又建议我去西安，找闻名全国的小麦育种专家赵璋教授。王老师告诉我说，赵教授是西北农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全国劳动模范、几届全国人大代表。听了王老师一席话，我身不由己地连连摇头，对他说：“我连初中都没有读，您却要我去找中科院的院士、教授？只怕哪一个人听了，也会笑掉大牙呀。”王老师却连连地摇着头，对我说：“赵教授可不像某些人，他就是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农民，只要你是向他请教农业生产问题，他也会高兴地回答你。”后来，地委曹书记竟然也批准了我的这个——在我看来，就是“荒诞不经”的——请求，让我去西安“取经”。 记得那一天，我在西安下了飞机，直接就买火车票去了杨陵。出了火车站，就去西北农学院找到了赵教授。大名鼎鼎的中科院院士、全国劳动模范、几届的全国人大代表、著名的小麦育种专家、西北农学院教授赵洪璋先生赵竟然“不可思议”地接见了我！只可惜，老教授的工作实在是太忙了，他便指派一位他“自己带的”研究生，给我当老师。这个故事，我在前面已经详细地写过。如今再回过头来看一看，依然还是一个匪夷所思的、但又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就是“那个年代”的“故事”呀！ 教授指派带我的那一位指导老师也好得很。那几天，他放下了自己手头的研究课题，带着我在试验田、在实验室看了一个够，也让我问了一个够。对于种植冬小麦，我总算是摸到了一点点路径，掌握了一些必不可少的资料。 在与赵教授告别时，教授说：“听小李告诉我，你虽然没有上过几天学，更没有搞过农业科学试验，但是你的这一股子钻研劲，却令他这个研究生感到佩服。现在你就要回西藏去了，我再送给你几句话：搞农业科研选题，只要是农业生产中存在的疑难问题和突出问题，都应该去研究。海拔大于4000米，北纬31°的地区，能否种植冬小麦，这本身就是一个前人没有做过的、值得探讨的好课题。这个疑问有了答案，试验目的也就达到了。” 千言万语一句话：上世纪，不论是在内地、抑或是在西藏，人与人的关系，大抵都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我还想加上一点点自己的亲身感受——真情实意。 再后来，因为种种的原因，我含着眼泪，惜别了我的第二故乡——那曲，再次“归队”回到了西藏地质局，先是在地热地质大队当了几天计划统计员，这工作早些年我就干过，也算是轻车熟路。接着领导又让我当大队的计划财务副科长（科长缺位）。若光是坐在办公室里，拨算盘子、同账本子打交道，我还是应付得了。可是局计财李处长说：“计划财务工作，不光是要会算账，还要算好账，要给队领导当参谋，用好国家拨来的钱。”对于我来说，这个担子可真是“超重”了。我用的还是老办法：除了留几个人在科里应付日常工作，其余的人都跟着我去羊八井，将勘探工地当成课堂，将工人师傅都当成“老师”，学习各个勘探工种的有关知识。就在我当副科长的那一年，全局野外地质大队的财务会计年报进行评比时，我们地热大队竟然被评为了第一名。只是后来局计财处的那位老处长觉得，就我这样一个“半拉子”的科长（这时候，局里已经将那一个“副”字删去了），领着几个新招工进来的年轻人，就拿了全局“第一名”，那么，其他几个大队，那几位大、专学校财会专业毕业的会计师“脸面往哪儿搁？”，最后他们就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让地热大队与二大队“并列”第二名。后来却成了一个“笑话”。 再后来，地质部强调要加强定额管理工作，我先是被派去宣化地质学院学定额。我人还没有到学校，校方就在学员名册我的名字前面打了一个大问号。经过我没有白天黑夜的努力，结业时我们西藏局竟然取得了第三名。回到西藏，我就调到局里当定额队长。我用的依旧是老一套的土办法——下基层，找老师。可是西藏就只有那么几个地质大队，我就异想天开，想学学西游记里面的孙猴子，登高望远，到西藏周边几个省（包括新疆）的一些地质队去取经。取来“他山之石”，攻西藏的这一块“玉”。兰芳局长竟然批准了我的计划，我就是靠着这个“笨”办法，完成了任务，还受到了当时地质部计划司和部定额队的表扬。 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只要老老实实地当小学生，处处都有“大学”！人人都是我的好“老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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