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藏五十年》——第135篇：我去内蒙接种羊

2019-8-13 20:05| 发布者: 蓝河| 查看: 5397| 评论: 5|原作者: 益西索朗|来自: 特约作家

摘要: 《我在西藏五十年》——第135篇：我去内蒙接种羊又是一个星期天，我去牧场看珍沁。老戎兴高采烈地跑来告诉我，自治区已经决定，从内蒙古引进茨盖羊，在拉萨、山南、那曲三个地区进行绵羊改良工作，那曲改良场 ...

   《我在西藏五十年》——第135篇：我去内蒙接种羊
   又是一个星期天，我去牧场看珍沁。老戎兴高采烈地跑来告诉我，自治区已经决定，从内蒙古引进茨盖羊，在拉萨、山南、那曲三个地区进行绵羊改良工作，那曲改良场分到了50头种羊。老戎还告诉我：那茨盖羊体质结实，抗病力强，适应性好，能耐受相对严酷的自然气候和粗放的饲养管理条件。茨盖母羊的恋羔性强，泌乳性能好，除了能很好地哺育所生羔羊外，在断奶之后，一只母羊一年还可以产36 —64 公斤羊奶。在西藏，用茨盖羊作为改良绵羊的父系品种，具有很大的潜力。但茨盖羊的缺点是羊毛长度还不够理想，有些个体羊毛偏细，匀度也比较差。老戎信心百倍地说，这正是种畜改良场的一个好科研课题。
   对于绵羊改良，我是一窍不通，抬起头来看了老戎一眼，等着他继续往下说。他又接着说，这一次拉萨、那曲、山南三个地区，都分到了种羊，但是需要自己派人去内蒙接羊，他很想亲自去接羊。只是这一去一回就要个把月，牧场正在重新规划草场，调整畜群，他实在是走不开。看到他那着急的样子，我就问他，在哪里接羊？老戎说：“远得很，紧靠中蒙边境。红格塔拉种畜场。” 红格塔拉？不就是我上次跟随才旦书记去北京开完会以后，书记又派我去参观学习过的那个种畜场吗？那里还有一位老兽医，是我的湖南老乡。我就建议老戎，由牧场派一个工人，和我一起去接羊。
   回到农牧局，我立即将这件事告诉了塔局长。他说：“我也是刚刚接到通知，自治区组织了一个去大寨的学习观摩团，局里分到两个名额，我打算让万英副局长和你去。你现在又想去内蒙古接羊，这件事情就由你自己来决定吧。”我心想，局里那么些的领导和党员干部，去内地参观这样的好事，理所当然地应该归他们，我一个“另类人”，还是应该自觉地跟这样的“好事”拉开距离。又想起了我已经与老戎有约在先。而且，这一次去红格塔拉接羊，我还可以向那位湖南老乡，再多学习一些改良绵羊的技术，这才是我的本分呀。我决定，还是应该去接羊。
   我和牧场派出的一个牧工布群，原本打算坐汽车去兰州，再坐火车去北京，在那里与拉萨、山南派去的接羊人会合。可是塔局长说：“布群旧社会给头人当牧工，苦了大半辈子，连拉萨都没有去过一次，现在好不容易能够去一次内地，你就陪他坐飞机去北京，再转火车去内蒙，也让布群好好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我按照局长的指示，与布群从拉萨飞到了北京，在西藏驻京办事处的招待所放下背包，当即就陪他去瞻仰了天安门，接着又领着他参观了故宫。第二天还陪他去王府井转了转。那两天，布群说的就只有一句话：“真正开了眼界！亚古西扎都（太好了）”！等到拉萨和山南地区的接羊人也到齐了，我们就一起去红格塔拉种畜场。那位湖南老乡见到我，很是高兴，嘴里连连说着：“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我的心里也涌起了一股强烈的他乡遇故人的感情，将从拉萨带去的一条长长的哈达和一包西藏生产的藏香送给了他。
   那位老乡，特意帮我选好了属于那曲的50只种羊，然后由牧场帮助雇汽车，将羊从红格塔拉运到包头，再与拉萨、山南两个地区一起，在包头合包了一节火车厢，经过宁夏到达甘肃的红柳园，再乘汽车经过敦煌回西藏。
   一千多公里的接羊路，我们六个人和150头羊，就同吃、同住在一个长长的闷罐火车厢里。车厢的两头装着羊，中间车门处，堆放着在包头买的草和料，我们六个人，就随便或坐或躺在草堆上。货车每到了一个大站，都要停下来重新编组，几个人急急忙忙去买一些填肚子的食物和准备好羊子的饮水。我就负责去车站货运调度室，告诉调度员，这些“外国羊”（因为说到“外国”两个字，才能够引起调度员的特别关照。而且这茨盖羊，它的老家就在俄罗斯和北欧一些国家，我并没有说假话。）是运到西藏去的，恳请他们早一点为我们重新编组。
   就这样子，走一走、停一停，几个昼夜，总算是到了甘肃的红柳园。西藏驻柳园办事处也早就接到了自治区的通知，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大卡车。每个人负责25头羊。羊装在车厢前部，草放在后面。我与布群也就“各行其道”了。
   离开了柳园，前面136公里，就是大名鼎鼎的敦煌。我对敦煌的石窟与壁画虽说是一窍不通，兴趣也不大，但是常书鸿，那位为保护和研究莫高窟做出了卓越贡献的伟大艺术家，却是我心里头的一块丰碑。我好想去敦煌，瞻仰常老先生为国人保护下来的壁画。可是想起卡车上的那25头种羊，也只得过敦煌而不入了。
接下来就是翻越海拔3648米的当金山口。那里海拔与拉萨相当，但我听说有一年的冬天，一辆大卡车在山顶抛了锚，那位驾驶员竟活活冻死在山顶上。
   第三天的中午，我坐的那辆车到了格尔木，可是布群的车还没有跟上来。我那辆车的驾驶员家就在格尔木，他说要休息两天再走。我只得将25只羊，圈在汽车队院墙的角角上，晚上披一件皮大衣，在羊圈边上守护着。天亮了，驾驶员给我送来几个馒头和一点咸菜，我赶上羊，就到格尔木河边去放牧。饿了啃冷馒头，渴了就在河边喝一点水。
   昆仑山下，格尔木河畔，我放牧着25只茨盖羊。无所事事，就漫无边际地回忆起“过去的故事”。眼看着那些摇头摆尾，在河边啃草根、饮河水的茨盖羊，我竟无由头地记起了儿时跟着姆妈漂泊到了贵州，姆妈教我和弟弟唱苏武牧羊的那首古诗：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穷愁19年。渴饮雪，饥吞毡，牧羊北海边。心存汉社覆，旄落犹未还。历尽难中难，心如铁石坚。夜坐塞上四听茄声，入耳动心酸……
   第三天，汽车出发，翻过昆仑山，经过茫茫的可可西里，翻过唐古拉，那天到那曲种畜场时已经是下半夜了，天又正下着大雨。听到汽车喇叭声，老戎披着衣服，快步向汽车跑来。他一边往车厢上面爬，一边对我说：“你俩走了这个把月，我的心也被你俩带去了内蒙一个月。先让我好好看一看这些羊宝宝！”
   八十年代初，老戎调到自治区畜牧局担任局长。我“归队”回到了地质矿产局，也就经常去看他。后来他调回安徽老家去了，我俩也就失去联系了。这次我写这些文字时，通过《百度》，在网上输入戎玉祥三个字，还真的找到了他写的一篇文章。只可惜想看看全文，还要经过好多道手续，我又不会操作。只是将那篇文章的名字记了下来：《对西藏农区、半农半牧区山坡种草种树的建议》。
   老戎，人离开了西藏，心还留在高原上。我今天还在想，若是他也能够看到我的这篇小文字，我们能够再联系上，那该有多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