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在西藏五十年》——第168篇：又是一场虚惊
我在地质六队计财科工作了不到三个月，一天有事情去地质局计财处，办完了公事，时间已近中午，我就去看望老领导才旦，顺便在他家里讨一杯酥油茶。见到老领导，我将在地热队两次遇到了“蝲蝲蛄”的那些故事，对老领导倾诉了一番。他没有说话，转身从一个文件夹子里面，找出一张旧报纸，要我好好地看一看。我接过他递过来的那一张旧报纸，只见已经用红铅笔标出了一段话：“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９日，《人民日报》发表《适应情况变化的一项重大决策》的社论，总结‘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对现实阶级斗争缺乏实事求是的分析’的历史教训，进一步批判了极左路线，指责‘搞反动的血统论，把地、富、反、坏的子女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分子同样看待，甚至连地主、富农的第三代、第四代也当作地主、富农分子，‘为渊驱鱼，为丛驱雀’，蓄意在人民内部制造分裂，摧残青年一代的身心’。社论科学地分析了广大地、富子女的状况，指出他们‘大都是生在新中国，长在新社会，长期接受党的培养和社会主义教育，他们不是靠剥削而是依靠劳动收入生活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他们的思想意识，他们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是一支不可低估的力量”。 才旦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们相识也快二十年了。你人聪明，爱学习，也很能干。在过去的那些年，就是因为反动的血统论，‘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你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你还记得我在巴青对你说过的那一句、后来没有能够兑现的话吗？”我呆呆地看着他，说：“在巴青那些年，您跟我说过好多的话，我只是记得那些话都是教育我，帮助我，为我好。您指的是哪一句？”他微微笑着说：“那一次，查出了老隋的贪污问题，孙政委（县人武部政委、县革委主任）就同我商量，想将县财政那一副担子让你来挑。只是因为那时候接二连三的政治风暴，终于没有能兑现。现在好了。这张报纸就是专门留给你看的，看完了你有哪些感想？” 听他问我“有哪些感想？”我一时间还真的没有反应过来，也就没有啃声。他又接着对我说：“你今天来得正好。早些日子，自治区人大办公厅要求配备两名藏文秘书，条件是：1、中共党员；2、正科级；3、有在基层工作的经验，文字能力比较好。过去在巴青，后来在那曲，你的表现都很不错，但总是觉得自己头上戴着一顶大帽子，低人一等。我虽然了解你，也很想帮助你，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帮上什么忙。1973年你调到地区，下基层去收集了那么多的一手资料，地委几个书记也很满意。早几天曹部长还对我说，王寿民如今年纪也老大不小了，又决心在西藏生活一辈子，如果继续在野外地质队干下去，实在是不太合适。自治区人大某副主任的秘书调走了，就打算调你去补那个缺。平时里，你就在人大办公厅上班，有时候跟随首长下地区视查工作；有时候跟随他去北京开会，生活也就比较安定了。”老领导的这一席话，对于我来说，千真万确，我是连做梦也没有敢这样子做过呀。但是我又一想，自己这二十来年，1963年离开拉萨，在巴青那个山沟沟里呆了整十年，后来虽说是在巴青县委老书记刘政文的关怀下，从县里调到了地区农牧局，还是以下乡为主。再后来，又在地质局老局长孙长胜的关怀下，调回了拉萨，来到地热队，大部分时间也是呆在羊八井。如果这一次真的去了自治区人大，那么大的机关，我很可能也会像红楼梦里面的那位刘佬佬进了大观园，根本适应不了那个环境。现如今眼看着黄土已经埋到颈脖子了，我还是老老实实，就在地质队凑合着再干几年，等着退休吧。我就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才旦，他“唉——”地叹了一口气，接着说：“那好吧，你自己回去再好好想一想。” 恰好也就是在这时候，我的另一位老领导——那曲地区农牧局长塔玛来拉萨开会，会议一结束，他就来到地热队，告诉我说：他已经调离农牧局，在地委统战部任部长，统战部又刚刚成立了一个归国藏胞接待办公室。恰好自治区最近要从拉萨抽调一批干部去那曲和阿里两个地区协助工作，具体作法是：工资、组织关系转到地区去，个人档案留在拉萨，三年之后仍然回原单位。他还说：“听人说了，你这几年在地质队干得挺不错，当上了科长又入了党。”最后他情真意切地对我说：“可是我觉得，地区这个归国藏胞接待办公室，才是最适合于你的地方。你想想，你跟藏族人民打了半辈子交道，自己也已经成了一个藏族人。回到了那曲，每天你接触到的就是归国藏胞，你正好利用这个好机会，更好地学习藏文和西藏的历史；我还听说了，你在拉萨已经考上了小车驾驶执照，刚好接待办公室配备有一辆奥斯丁，就归你来开，还能为公家节省一个驾驶员。”接着他又告诉我，珍沁一定也愿意回那曲，他可以告诉阿刚（局长夫人，那曲县委副书记）就让她留在县里工作。” 说一句心里话，自从1953年那一次想当兵没有成功到如今，我做过好多好多的梦，可都像是“天狗想吃月亮”——全都是在做美梦！况且，今天塔局长给我安排的这一份工作，我可是连做梦也没有做到过呀。实在是太好了！我又回忆起，在那曲跟着他工作的那几年，虽然我俩同岁，他却像是一个大哥哥，无微不至地关怀和帮助我。我二话没说，就爽快地点头答应了。我先是送他回招待所，然后又立刻去地质局，将这件事情告诉了政治部崔副主任。他听了我那好像讲故事一样的一席话，半天没有啃声，后来他说：“好在你这一去也就是三年，你还是要回到地质局来。只是保不定，你再回地质局的时候，我已经调回内地去了。” 在崔副主任的理解和帮助下，我去那曲的有关手续，很快就都办妥了。接着就是自治区主席多吉才旦亲自接见赴阿里、那曲的干部，我又被指定代表赴那曲的干部在会上发言、表决心。 在会上，我就汇报了：我1958年由青海进藏，在班戈湖地质队工作。1960年调地质局，1962年在藏干校学习藏语文后，主动要求去那曲工作。后来我就在巴青安家落户，成了一个巴青人。1973年调到地区农牧局工作，1979年按照专业干部归队的政策回到西藏地质局。这次拉萨派干部支援那曲，我原来在那曲的老领导塔玛，建议我去地区归国藏胞接待办公室工作。我一定好好工作，热情接待归国藏胞，向他们学习西藏的文化与历史。多杰才旦主席听后很高兴，站起身走过来与我握手，鼓励我好好做好接待统战工作，好好学习、研究西藏的历史。一位记者也就在这时候，“咔嚓”一声按下了快门（这一张照片后来被载在了《见证西藏》——《西藏自治区政府历任现任主席自述》一书第96页）。 可是接下来的“故事”，又像是命运老人在作弄我了。就在我移交完地质六队的工作，准备去那曲的时候，塔局长从那曲打来了电话，说：“索县即将要在索曲河上游建设一个水电站，缺乏专业干部。地委组织部认为你在地质局工作，又是经济师，是建设水电站的最佳人选。因此决定派你去索县担任计委主任，负责水建设电站。”我告诉局长：“我在地质队做的是经济管理，不懂得工程地质，对建设水电站更是半窍也不通。”我也就拒绝了去那曲。可是这时候，我和珍沁的行政、组织关系已经转到那曲去了。 也就是在这时候，我人虽然还在拉萨，可是索县计委主任的任命竟然已经被某些人知道了！那一天，原巴青县的一位老同事，突然到拉萨“看望”我来了。还带来了好些“礼品”。那里面有酥油、奶渣、人参果，更有一个“大红包”。我看着那些“礼品”，问那位老同事：“你人来了，我们好好聚一聚，这好得很。你带来老家的酥油、奶渣，也算是人之常情。可是，你的这个“大红包”又是什么意思呢？”老实巴交的那位老乡，吞吞吐吐地说：“巴青、索县好些人都知道你要去索县建水电站了。某老板也很高兴，他托我先来看看您，想请您帮帮忙，将电站建设工程包给他。” 老同事的一席话，让我身不由己地想起了在书上看到的“包打听”。在旧社会，有一种行当叫“包打听”，即警察局（那时叫“巡捕房”）的密探或“线人”。他们经常出没于茶馆酒楼等人群聚集之地，留意别人闲谈中的信息。我就想，我人还在拉萨，去索县更加是八字还没有一撇的事情，怎么就被那位“老板”知道了？他将电站工程当成了自己的摇钱树！如此一来，那电站的质量还能有保证？想到这里，我的脑海里竟然自动映出了在电视上看到的、坝毁人亡的吓人景象。再一想我自己，对于建水电站工程一窍不通，如果这次真的去了索县，那可就是捡起了一颗随时都可能爆炸的手榴弹呀！ 我当即决定，不去那曲了！可是组织、行政关系已经转了过去。为了将它再转回拉萨来，又像是在拉锯子，我在那曲——拉萨之间来回跑了两三趟，最后还是“老天爷”开眼，遇到了那曲地委组织部刚上任不久的那位部长次仁旺加（我在快要离开巴青县雅安多区时，他刚好调到雅安多区委任书记，我俩也就共事了将近两个月）的帮助之下，我和珍沁的行政、组织关系才又转回了拉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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