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藏五十年》——第191篇：我在自己心里为恩人们立的一块碑

2019-9-5 09:12| 发布者: 蓝河| 查看: 6043| 评论: 13|原作者: 益西索朗|来自: 特约作家

摘要: 《我在西藏五十年》——第191篇：我在自己心里为恩人们立的一块碑就在写这篇小文的前几天，我在网上看到这样一段话：“因为有了太阳，大地万物自由生长；因为有了月亮，夜晚不再暗淡无光；因为有了星星，天空不 ...

   就在写这篇小文的前几天，我在网上看到这样一段话：“因为有了太阳，大地万物自由生长；因为有了月亮，夜晚不再暗淡无光；因为有了星星，天空不再辽远空旷。”
   这一段话，说的真是太好了！我看了之后，感激之情涌上心头。我感谢菩萨保佑了我，让我今生今世遇到了那么多的好心人，我这个可怜的另类人，才得以平平安安地走到了如今。可是，那么多的恩人，好多已经去了天国；还留在人世间的，也如汉•苏武《古诗四首》之四：“良友远离别，各在天一方。”可是，我对于自己那些恩高义厚的“大恩人”。又确实是难以怀忘。如今，《我在西藏五十年》的故事已经写完了。我也就下定了决心，将文字当成一把“心灵的刻刀”，再一次将我今生今世遇到的那些恩人们，深深地镌刻在我的心中！
   还记得1951年，新年刚刚过去，姆妈让我去给父亲送换洗的衣服。确实是命运老人的安排，那一天我就遇上了（除了我的爸妈）自己的第一位恩人——“老八路”郝守才。他与我这个小孩子随便聊了几句，就问我愿不愿意给他当通讯员？也就是他的这一句话，让我从一个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刹那”之间，就变成了一个“公家人”（那时候政府工作人员，都被人们称为：吃公粮的“公家人”）。如今回想起来，还真像是去火车站买了一张车票，上了车，火车气笛“呜——”地一声响，我也就离开姆妈，走上了自己的人生路。如今回忆起来，就像是一个故事。但是在那个年代，却又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更加觉得，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命运”。
   我的第二位恩人也是一位山西南下干部、李玉梅科长。1954年郝守财从县里调到衡阳市（地区），将我也带了回来，我被安排到省供销合作社衡阳地区办事处当打字员。从那时候开始，直到我第一次调西藏，那两年里，玉梅科长既是我的直接领导，更像是我的亲姐姐，时时刻刻教育、呵护着我。我的第三位恩人，是办事处的“代”主任，南下干部任继忠，他还是一位北京的“老”大学生，后来他调任地委组织部长。1956年，湖南省委奉命派一批干部赴西藏工作，任部长就向省委组织部推荐了我这个根本不够格的“官僚地主崽子”。如果不是那一年任部长批准我去西藏，我继续留在衡阳当计划统计员，再过一年，就到了1957年，在那一场地覆天翻的反右运动中，依照我这样的“家庭出身”，再加上我那缺心少眼，管不住嘴巴的坏毛病，一顶“右派分子”的大黑帽子，早就会戴在了我的头上，我也早就应该离开了人世间。
   “好事多磨”。1958年，我终于踏上了西藏高原，后来老同学文懿写信告诉我：我走后不久，任部长也调往湘潭，筹办湘潭大学去了。2009年我一回到衡阳，即刻想方设法打听他的消息，才知道他一直都在湘潭大学，只可惜，他已经去了那另一个“世界”。
   我的第四位恩人是“老八路”赵斌。那是我第一次去西藏，在西安等车，一等就是三个月。接着就是达赖反动集团的刁难阻挡，中央决定西藏的民主改革运动“五年不改”，进藏干部全部返回原地。就在我即将离开西安返回衡阳的时刻，命运老人竟然安排我与赵斌队长在西安的解放路中州旅社相识了。我俩临分别时，赵队长就像是有先见之明（究其实就是命运），主动将他在西宁的通信地址留给了我，说是以后好联系。就是靠着这一张小纸条，1958年我才得以跟着他，去了他当队长的西藏班戈湖地质大队。如今回想起来，若不是那一次的偶然相遇，如果没有那一张小纸条，1957年我的命运会怎样？我是连想也不敢想啊……
   我的第五位恩人，是我在西藏地质局工作的那几年，又遇到的一位老红军——梁瑞亭局长。1962年，地质局开展整风运动，我就是因为给地质科的党支部书记朱某人写了一张“冷酷的心”的大字报，就遭到了批斗，会议主持人还说一定要将我这个地主崽子：“批倒、斗臭、再踏上一只脚！”我山穷水绝，只得“冒天下之大不韪”，大着胆子去找正在自治区开会的梁局长。更加幸运的是，当梁局长在向自治区领导汇报土门煤矿的勘探进展情况时，“谭二号”（十八军政治委员、自治区党委书记。当时军、地的人们，都称他为“二号”首长。张国华军长是一号）顺便问起了地质局正在进行的整风运动。梁局长也就将我写的那一张“冷酷的心”的大字报，“顺便”作了汇报。当时谭二号说了一句话：“明明是子虚乌有的荷兰鬼，竟有人硬要给他也定一个阶级成分。……就算那荷兰鬼是个资本家，那无产阶级的鬼又是谁呀？”就是靠着“二号”首长的这一句话，那几个欲置我于死地的人的黑心计划，才没有得逞。让我逃过了一大劫！
   我的第六位恩人，是老新四军孙长胜（西藏地质局第二任局长），1963年，我离开地质局去那曲，那时候孙局长就对我说：“如果你在那曲气候不适应，只要我还在这个地质局，随时欢迎你回来！”这句话在现在人听来，也就是随便一说的客套话，说完了，也就忘记了。可是，的确是命运的安排，1978年，我去拉萨参加会议，那时候孙局长竟然还在拉萨。更让我想不到的是：我们那曲代表团与地质局代表团竟然被安排同住在一栋楼里面。我也就与局长又见了面。在闲聊时，他知道我已经与珍沁结了婚，还决心要在西藏生活一辈子，就关心地劝我说： “你决心在西藏一辈子，这符合上级号召汉族干部长期建藏的政策，很好，很好！只是那曲气候太恶劣了，你还是早一点调回地质局来。”真没有想到呀，1963年局长对我说过的那一句话，经过了15年，在1978年还真的就兑了现！这不是“命运”，又是什么呢？
   上面写的这些情况，看起来就像是我在编“故事”，但是我却觉得这一些“故事”，的的确确就是上天安排好了的。也就是人们爱说的——命中注定！
   我的第七位恩人，是西藏地方干部学校的杨孝斌主任，他既是一位老新四军，更加是1950年进军西藏的“老西藏”，名副其实的一位“双老”。1961年，藏干校藏文学习班开学已经一个月，我才得知这个好消息，急忙去报名，确实是上天的安排，接待我的竟然是干校主任杨孝彬。他在听我讲述了1959年因为不会藏语，我们四个人在班戈湖差一点丢了小命的那一个故事之后，竟然破例批准了我去学习班“试一试”。我进了学习班，怕跟不上班被淘汰，白天黑夜努力学，头一次测验，我的成绩就超过了班里那一位时时、事事都爱争强好胜的女班长。可是好事多磨，就因为那一个“超越”，那位女班长也就给我戴上了一顶“走白专道路”的大帽子，召开小组会批斗我，还揪住我那一顶“官僚+地主”家庭出身的大黑帽子，上纲上线说我是：“什么树开什么花，什么阶级说什么话！”我走投无路，只好又去找杨主任，幸好主任主持公道，才让我这个“官僚、地主崽子”逃过了那一场大劫难。再后来（1963年），杨主任调任中共黑河分工委副书记，（因为黑龙江也有一个黑河，所以西藏的黑河，1965年才按照藏语，改名为那曲）就在他还没有离开拉萨时，我去看望他，顺便提到我想去黑河，他当即就给自己过去的老部下，自治区组织部干部处谭处长写了信，推荐我调到那曲去工作。
   杨书记在文革中被迫害离世，他的骨灰就埋在那曲（他也是那曲烈士陵园里面“最高级别”的一个人）。时间过去了40几年，2019年的那一天，我竟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自我介绍说：“我是杨孝彬的孙女，要去那曲给祖父扫墓。听说您原来也在那曲工作，希望您给我讲讲祖父的故事……”
   我的第八位恩人，是巴青县委书记刘政文。我在巴青整十年，就是区政府的一个小文书（还兼着财经助理员），可是刘书记一直关心、教育和鼓励着我，他既是我的好领导，更是我的好老师、好兄长。后来他调到那曲，分管农牧工作，随后我也被调到了那曲地区农牧局。
   我的第九位恩人是巴青县长才旦。在巴青那些年，他没有嫌弃我这个“官僚地主崽子”。后来他调任分管农牧工作的地委副书记；再后来，他又调自治区党委组织部担任副部长。按照那年代人们的“标准”，他已经是一位地、师级的高级干部了，可是，他依旧像兄长一样关怀和教育我。后来他调回青海，再后来他担任了青海省人大副主任，按照人们的说法，已经是“省、部级”的“大官”了，可是他对我一如既往，就像是一个关心弟弟的好兄长（其实他只比我大两岁）。从那以后，我去内地，就再也没有坐过飞机，都是先坐汽车去西宁看望老首长，然后再转车去开会。
   我的第十位恩人是那曲地区农牧局长达尔玛。我在那曲那几年，他既是我的“顶头上司”，更是我的好兄长。
   我的第十一、十二位恩人是那曲地委两任书记曹旭和闫文林。在那曲那几年，他们每一次下牧区，都是我当翻译兼文书。那些日子，我“耳濡目染”，在他们那里学到了好多知识。1978年曹书记调拉萨，闫书记主持那曲工作，就是闫书记亲自批准我调回了“老家”地质局。
   我的第十三位恩人是西藏地矿厅长兰芳。他地质学院毕业之后，曾经与温家宝同在甘肃的一个地质队工作。他调任西藏地矿厅长，很关心和支持定额工作。再后来，因为种种说不清也道不明的“原因”（在我看来，那的的确确都是一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胡言乱语。好在后来都不攻自破，烟消云散了。）他被调离西藏，去了青海，但还是当厅长。当他离开拉萨时，就有某些人幸灾乐祸地说：兰芳是“流着眼泪”离开拉萨的。我可是觉得，那“眼泪”有无也说不定，就算真的是“流着眼泪”，那也是兰芳厅长舍不得西藏。归根结底一句话：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某些人因为达不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对兰芳心怀不满，才昧着良心，编出了一派胡言乱语。上世纪70年代以后，因为工作的关系，我经常要去内地开会和出差，但从不乘飞机，就是走拉萨——西宁这一条青藏公路，为的就是可以看望两位老领导——才旦和兰芳。
   我的第十四位恩人是原地质矿产部定额队长郭绍先。他与我是同龄人，对我的工作帮助特别大。对我个人更像是一位好兄长。后来他住在北京燕郊，我还多次去过他家。我退休后，他又多次要我过去玩，只是我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机会。如今只能够在心里祝愿郭队长——万事如意，扎西德勒！！！
   我学会上网之后，为了感谢这些恩人，就在“万事通”的【百度】里面查找，可惜只找到了两位恩人的信息。一位是曹旭：“江苏如东人。１９４１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如东县区委书记。建国后，历任如东县副县长，中共南通市委书记处书记，西藏那曲地委副书记、第一书记，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西藏自治区第四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第二位是才旦：“藏族，青海省化隆县石大仓乡人。1951年3月入青海民族公学学习， 1965年任巴青县县长。1972年7月任那曲地委书记兼巴青县第一书记。1979年12月，任西藏自治区司法厅厅长、党组书记，1980年任西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兼人事局局长。1982年5月调回青海工作，先后担任省司法厅副厅长、省民委主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青海省第八届、第九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有“电脑通”告诉我，只有副省级以上干部，才可以在《百度》上面找得到。）
      我写这些小故事的时候，已经是年过八旬的老者。但是，我只要一想起自己这一辈子遇到的这些恩人，唐▪王勃的那一首《秋日别王长史》诗里面的一句话：“别路馀千里，深恩重百年”也就会情不自禁地在心里响起来。我如今唯一能够做得到的，也就是将半个世纪积攒下来的、对恩人们的感激之情，在心里凝固成为一把刻刀, 将他们给予我的深恩厚谊，一笔一划，深深地镌刻在我的心碑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