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在西藏五十年第》——第190篇：世上好人就是多！ 我今生今世，第一次（有可能，也就只有“这一次”了！）坐拉萨——广州的火车，离开了亲爱的拉萨。列车经过了那曲草原，翻过了唐古拉山，接着就行驶在可可西里大荒原上。我眼看着车窗外飞驰而去的景色，五十几年那些难忘的人和事，一幕连着一幕，不断浮现在了我的眼前。 可是到了第二天，情况却发生了巨变：我病倒了。邻铺的几个人，发现我这个老头子生病了，有人说我一定是感冒了，给我送来了感冒药。见没有作用，又有人去找列车长，车长通过广播帮我找医生。很快就来了一位女医生，可惜她不但没有带药，听诊器也没有带（她是回内地探亲的）。我心想，一定要坚持下去，只要能够坚持到长沙就好了。到了晚上8点钟，那位好心的女医生又来了。她说：“你眼睛水肿很厉害，再拖下去恐怕有危险，还是赶快下车吧。”我只得百般无奈地在西安下了车。 感谢佛祖的恩典，下了车刚一出火车站，就遇到了一位的士师傅。当他知道了我的情况后，建议我去西安交大二附院，说那个医院很好。可是接着他又说，医院前门正在修路，不好走；需要拐一个弯，从医院后门进去。 故事写到这里，如果按照现如今有些故事的描述，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情很可能就是这样子了：那位出租车师傅，领着我们两个外地老人，在西安绕开了圈子。几个圈圈转下来，我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阳秀更是没有经历过这种场合，只得听天由命，任凭的士师傅来“收拾”我们这两个可怜的老人了…… 也就在这时候，的士师傅还真的就将车停在了没有路灯、不见一个行人的、黑黢黢的偏僻之地。这时候，师傅也一声不响就下了车。也就是这一刻，我的脑海里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了好多在电视剧里面看来的恐怖画面，一颗心也就像是被谁猛地捏了一把，嘭嘭嘭地跳了起来。可也就是在这时候，师傅说：“这里是医院的后门。你们从这个小门进去，对面就是急诊室。”接着他打开后备箱，帮着将那三件行李搬下车。阳秀问：“多少钱？”师傅回答：“8元。”秀递给他10元钱，说：“谢谢您！不用找了。”师傅的回答却是：“那哪行？”，将两元钱硬塞进阳秀的手里。 宁愿拐一个弯，再多走一些路，就是为了让一个患病老人早一点到达急诊室。还有师傅说的那三个字——“那哪行？”，若是在“过去的岁月”——上世纪五十年代，这样的好师傅，的确多得很，可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日——2008年8月，我可是觉得，这位师傅就是一位活菩萨！ 进了医院急症室，医生为我量血压（事后阳秀告诉我：低压还比高压高！）接着就是：插导尿管、验血、验尿，然后就是打针、输液。那一夜阳秀一直就没有阖过眼。她还想当然地认为，尿不出小便，肯定就是尿毒症。她贴近我的耳朵，轻声安慰我说，您别怕！我可以将自己的一只肾送给你…… 没有料到的是，到了24日的早上，我竟然觉得自己的病好多了。让阳秀买来一大碗小米粥，我一口气全都喝光了。再让她去找医生，说我们准备出院回湖南，还请求他替我将那讨厌的导尿管子拔掉。那位好心的医生说：“按照你的身体情况，出院也可以。只是导尿管一定不能拔，你到了湖南，还是要插的。一路上要多加小小，千万别将管子污染了。”我问他，还需要带哪些药？那位医生说“你们坐火车，两天也就到家了，口服药就免了。但是一定要记住，一到了家，立即去医院！”这样的好医生，在如今，也确实是一位活菩萨呀！ 上午9点钟，阳秀去结清了医疗费，我决定还是坐火车回衡阳。可是，到了西安火车站售票大厅，那里面的人，闹哄哄、黑压压的一大片，真像是一个大蚂蚁窝。阳秀去排队买票，我在一旁看守行李。她好不容易排到售票窗口，说买两张去衡阳的卧铺，里面的回话比乒乓球还快地传了过来：“没有！”她又说：那就买两张座票。第二个乒乓球又飞了过来：“没有！”我听到那两声“没有”，再看看自己那个狼狈相，如果买一张没有座位的站票，我只怕是还没有“站”到郑州，这条老命也就该报销了。将行李寄存在车站，我俩问人哪里有飞机票卖？那个人（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大好人）顺手一指，说：“过了马路，往右走五十米就到了。”阳秀急忙扶我过了马路，当时就买到了两张14点去长沙的飞机票，1600元；又连忙打的去咸阳国际机场。过安检的时候，检查员发现了我箱子里面的那一把匕首，他的眼睛立即瞪大了。我只得将那一把匕首的“故事”讲给他听： 1962年老罗去支前，带领民工抢修喜马拉雅山区的战备公路。就在那时候，他捡到了印度兵溃逃时丢弃的几十颗英式步枪子弹，还有这一把匕首。63年我离开拉萨调去那曲时，老罗将那些子弹和这一把匕首全都送给了我，还说：子弹在乡下可以打岩羊；而匕首剥岩羊皮，切羊肉时刚好用得上。那以后，子弹全都打光了，唯独这一把匕首，作为我在西藏半个世纪的唯一一件纪念品，一直跟在我身边。听了我讲的故事，再看看我这个年过七旬、一只膝盖上缠着厚厚的纱布，身上又吊着一个“尿袋子”的可怜老者；再加上那一把匕首并不是由我带上飞机，而是放到行李箱子里面托运走，那位托运员说：“老同志，我也是从驻藏部队退伍回来的，我理解你们这些老西藏！”谢谢那位好心的托运员，那一把匕首我才能够保存到如今。 飞机到长沙黄花机场时，天已经全黑了。我俩刚出机场，就有人过来问：“去哪里？”阳秀说：“衡阳。”立即就有人过来，让我俩与人“拼车”，车费600元，二一添作五，各出300元。阳秀说：“太贵了。”但是那时候，我已经是归心似箭，立即上了车。那辆面包车快要到衡阳时，天气突变，电闪雷鸣，暴雨不是在“下”，而像是从天上直接倾倒下来的。我心里想，这莫非就是老天爷给我这个离乡五十几年的老“游子”，回到家乡时的“见面洗礼”？可是也怪，车刚到衡阳火车站，风息了，雨停了。我俩下了车，再雇一辆的士，10元钱，就到了阳秀的家，我看看手表，时间是21点半。我这个18岁去西藏的衡阳人，没有能够实践1964年对巴青县委书记刘正文做的保证——“我要在西藏生活一辈子！”，转了一个五十三年的大圈圈，如今又回到了衡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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