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远忘不了（之3）
——我的“救命恩人”梁瑞亭 1962年，地质局又来了一位老红军，我被局行政管理员刘万明派去给局长打扫房间。老刘告诉我，梁局长可是跟着刘志丹一起闹革命的“老老革命”，比唐主任资格还要老，进藏前是陕西地质局副局长。 这位老红军，一头稀疏斑白的头发，一双眼睛在厚厚的镜片后面显得温和而慈祥，让你觉得他就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爷爷。令我吃惊的是，这样一位高级干部，身上竟然穿着一件我在电影上才见过一次的、陕北农民的那种对襟老式棉袄。一时间，“保持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这一句平时被人们贴在墙上、说在嘴上的抽象标语，在我的脑海里，一下子变成了一幅看得见、也摸得着的图画。 刘万明按照有关规定，又立马到自治区贸易公司给他买来了当时平价配售给高级干部的进口手表。梁局长却摇着头，说：“逑！‘额’（我）不要这劳什子（劳莱士），赶快退回去！人都说那瓦斯针是军用表，结实着勒，快去给额买一块来。”刘万明又去贸易公司给他办来一张《高干特殊供应证》，梁局长又说：“额又不会做饭，你想让额生吃那富强粉、小站米？去，去，去。老唐（唐主任）婆姨（妻子）会做饭，快去送给她。”（唐主任虽然也是一位老红军，行政级别却是十四级，与“高干”还差了一级，那时候只能够同我们这些平头老百姓享受一样的待遇）。我由衷地感到：这才是真正的老革命，老红军哟！ 我心里还在想：一位“老老革命”，又是五十几岁的人了，还上高原来工作？他身上肯定有着不少的故事，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只是我没有机会，也不敢去接近他。 又一天，唐主任带领我们在住地附近的山坡上开荒种菜，梁局长不请自来，加入了开荒行列。休息时，刘管理员讲起当年十八军进藏的故事。老刘说，早在进藏之初，毛主席就考虑到西藏地势高，生产方式相对落后，为进藏部队定了一个八字方针——“进军西藏，不吃地方。”部队来到了拉萨，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和政委谭冠三就亲自带领部队，在拉萨西郊（也就是现在金珠西路经过的那一大片地方）开荒种地…… 老刘的话刚讲到这里，一位同志插嘴说，这不就跟当年八路军南泥湾开荒一个样了吗？老刘的反应也真快，立即说：“那年开荒时，谭政委就是号召我们，要学习南泥湾开荒的老前辈八路军。欢迎梁局长给我们讲一讲南泥湾好不好呀？”大家鼓起掌来，局长也就给我们讲了那个故事： 中央红军来到陕北，陕北农业底子薄，部队吃的穿的都很缺乏。毛主席就定了个八字方针：“自己动手，丰衣足食”。1941年3月，八路军359旅由王震率领，进驻延安以南的南泥湾，一手握枪保卫边区，一手拿锄开荒种粮。可是那时候的南泥湾，漫山遍野的柏树林遮天蔽日，下面是一片烂泥湾，就像当地一首民谣里唱的：南呀么南泥湾，方圆百里山连山，狼豹黄羊山鸡窜，一片荒凉少人烟。经过两年辛勤的劳动，战士们把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开垦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江南”。1943年，三五九旅实现了平均一人一只羊，两人一头猪，十人一头牛。南泥湾变成了风景优美，景色宜人的陕北好江南。 局工会的罗干事不失时机地站起来，大声说：“南泥湾精神，是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南泥湾精神，创造了过去的辉煌！南泥湾精神，也将创造出新西藏光辉的明天！”短短三句话，句句都是响当当的口号。我觉得，每个人确实都有自己的长处。记起那一次我和老罗跟着唐主任去土门煤田地质队工作时，老罗是有那么一点点怕吃苦，但是他在拉萨，当一个口头宣传员还是蛮够格的。 话归正传。那一年跟着梁局长进藏的还有几个党政工作干部。刚好那时候又从北京地质学院分来了三个大学生。学生们的被褥都很单薄，可那年月在拉萨买棉被也要凭购买券。局管理员刘万明去贸易公司领来几张购买券，地质科分到三张，但是全都被跟着局长一起进藏，在地质科任党支部书记的朱某人拿去了。可怜那几个大学生，每天晚上冻得直哆嗦。人们议论纷纷。 那时候，拉萨电影院又正在放映一部东德的童话电影《冷酷的心》（不是后来南美那部同名的电影），说的是乡村孤儿彼得，一次去寻找森林里有求必应的玻璃老人，却在路上遇到了牛高马大的荷兰鬼。他就向荷兰鬼倾诉苦衷，但是，没有等他诉完那些苦，荷兰鬼就是一阵大笑：啊哈哈哈，啊哈哈哈，这个好办，你跟我来。 彼得跟着荷兰鬼迤逦行来，到了一间林中小屋。荷兰鬼开了门，将他带进一个小房间。小房间的一面墙壁上，挂着一颗又一颗人的心脏，下面都系有标签，标明着各人的姓名。荷兰鬼一一指点给彼得看，原来都是乡间一些有钱有势的人。荷兰鬼接着说，你只需要换一颗心，马上就可以变得和他们一样富有。 彼得同意了。荷兰鬼让他躺在床上，俯下身来，用手轻轻地抚摸着他的胸部，彼得也就慢慢地睡着了，醒来后，荷兰鬼领着他到墙壁旁边，彼得看到自己的那颗心果真挂在墙壁上面了！ 真正应了佛教典籍里面说的一句话：天地间的一切事与物，都是由自因（亲因）与缘（助缘）和合而成的。我偏偏就是在那个时候、在拉萨城当年唯一的那一个小小的电影院里面，看到了那一部电影；那时候地质局又正在开展整风学习运动，还号召群众给党员干部提意见。千不该万不该的是，我看完电影一回到地质局，就找来一张旧报纸，将那三床棉被都被朱书记买去了，但是三个北京来的大学生，因为没有棉被盖，晚上冻得打哆嗦的事情，写成了一张大字报。最后我又不假思索，将那部东德电影的名字——冷酷的心，作为了大字报的标题。 那一张大字报上午刚刚被我贴了出去，下午开会时我就觉得会场的气氛有一点“不对劲”了。会议主持人说：“整风嘛，被批评者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提意见的人也应该‘与人为善，治病救人’。可有的人心怀叵测，竟将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比喻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荷兰鬼（其实那时候，东德还是‘社会主义阵营’里面的一员），这是为什么？请同志们注意，这就是右派言论！是活生生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呀！”一下子，我就成了众矢之的。人们七嘴八舌，就像当年班戈湖那突如其来的冰雹一样猛烈，一下子将我打得晕头转了向。然后主持人厉声喊我站起来，要我老实交代写大字报的动机和目的。我说：“这次学习，领导号召大家提意见，还说了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朱书记两口子盖着三床大棉被，夜里热得睡不着；北京来的大学生一床棉被也没有，冻得在床上打哆嗦。这样子公平吗？”主持人说：“ 王寿民，你好好给我听着：朱书记是共产党的支部书记。就为了一床小小的棉被，你竟敢污蔑他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荷兰鬼。别忘了你是什么家庭出身！这真正是：什么树结什么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呀！”他的这一席话，无异于就是给我定了性，我只有等着戴那一顶“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大帽子了。那一个晚上呀，我简直如睡针毡，一直睁着眼睛盼天明。第二天天刚亮，我连假也没有请，跑步过了拉萨河大桥，去中共西藏工委，找正在那里参加工委扩大会议的梁局长。 在会场外面，我一直等到中午散会时，终于找到了局长，向他汇报了那三床棉被和“阶级斗争新动向”事情的前因后果。局长只是听我说，一直没有讲话。等我说完了，他才问：“讲完了？”我说：“完了。”他又问：“还有补充吗？”我说：“没有了。”他透过厚厚的眼镜片，定定地瞪着我，一字一句地问道：“你讲的可都是实情？”我说：“是！”局长站起身来，说：“那好。你先回去。今天下午会议结束，额（我）明天就回来。” 我回到地质局时，下午的会议也快要结束了。姓赵的保卫干事气势汹汹地跑过来，质问我：“王寿民，你的胆子真大呀，会也不开，假也不请，整整一天跑到哪里去了？”我也没好气地回答说：“找党去了！”丢下这一句话，我头也没回，径直回到宿舍，蒙头睡了起来。 第二天下午又开会了。我走进会场时，只见墙上新贴了两张标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敌人不投降，就坚决消灭他！”，众人的眼光更像是一支支利箭，齐刷刷地向我射了过来。我哪里经过这阵势？心惊胆跳，腿肚子也不争气地哆嗦起来，实在是招架不住了。但我又想起梁局长昨天说的话，我就给自己打气：“别理他！梁局长回来了，若是他也判我有罪，大不了拉萨河就是我的归宿！”想到这里，我竟然一点也不害怕了，还冲着刘万明笑了一笑。 人差不多到齐了，保卫干事老赵领头喊起了口号：“敌人不投降，就坚决消灭他！”会议主持人一声大喝：“王寿民，你站起来！”我站了起来。他厉声问道：“你昨天跑到哪里去了？”这时候我也早就横下了一条心，用比他还要高八度的声音朗声回答道：“找党，找公！道！去！了！”这一句话可真正是捅了马蜂窝，他不由自主地也站了起来，上前一步，用手指着我的鼻子，恶狠狠地说：“你说什么？你说去找党？！”然后，他歇了一口气，又用手拍着自己的胸口，说：“党就在这里！你还想去找哪个党？莫非还妄想着去找你的那个国民党？！”接着，他又轻蔑地模仿着我刚才的语气，说：“公道？你也配说公——道？！你给我老老实实地听好了，在阶级社会里，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没有无缘的恨，也就没有无缘无故的公——道！”一阵急风暴雨加冰雹，再次将我打晕了头，可还没等我再次回过神来，只听会场后面响起了那不太好懂的陕北话：“都坐哈（下），都坐哈，有话慢慢说。”见局长来了，主持人眼睛一亮，忙说：“局长，事情是这样——”局长摆摆手，打断了他的话，说：“你先听听额（我）说得对不对。事情是这样：三床棉被，一部外国电影，一个乡村孤儿，变成了荷兰鬼，额说得没错吧？”见他没有答腔，局长继续说：“老某，你刚才拍着自己的胸脯子说：‘党就在这里！’。依我看，若是让时间倒流回去十几年，在那战争年代，在弹尽援绝的阵地上，你说‘共产党员跟额上！’，你说‘向额开炮！’，你说‘党就在这里！’，那叫做豪言壮语。可是今天，在地质局的整风会议上，你这样子说，就有待商榷了哟。”说到这里，梁局长来到会场前面，有人连忙给他端来了一把椅子，他也就坐了下来，接着说：“现在，额们还是先来讨论一下王寿民写的那一张大字报。第一：一个党支部书记，眼看着刚刚从北京分来的学生娃没有被子盖，晚上冻得直哆嗦，他一个人，却抱着婆姨，被三条新棉被捂得满身流汗，这算个什事？这是什公道？”局长的话引起了会场上一些人小声的窃笑。局长问：“额说的不对吗？有那么好笑？”接着他又说：“第二点，额们共产主义者坚信无神论，明明是子虚乌有的荷兰鬼，有人却硬要给它也定一个阶级成分。那好，额也请问一下，就算那荷兰鬼是个资本家，那无产阶级的鬼又是谁哩？”等了好久，没有人搭腔，会场一片沉默，可那位会议主持人还是一副不依不饶的模样。局长接着说：“昨天下午，额刚好遇见了谭二号（西藏军区谭冠三政委。他又是西藏工委书记），首长问起土门煤矿近来的勘探进展情况，额作了汇报，后来首长又问起局里的整风，额也就顺便汇报了这三床棉被的事情。额刚才说的这些话，也就是二号首长的意思。”梁局长的这一番话，总算让我过了关。 1963年，还是因为家庭成分的那个“大包袱”，我请求藏干校杨孝斌主任帮助我，离开了地质局，调去黑河工作。不久之后西藏又搞了一次精兵简政，西藏地质局也第二次被撤消，只留下了一个综合地质大队，移驻青海省的格尔木。听说梁局长也内调到成都铁路局当局长去了。又过了几年，一次我和妻子去湖南探亲路过成都时，想起局长对我的那一次“救命之恩”，我就买了一点水果，与妻一起去看望老人家。 那一天刚一见到老局长，他离开办公桌，快步来到我俩跟前，说：“别吭声，别吭声，先让额（我）好好想一想。哟，额想起来了，你是小王——王寿民！”我跟老局长分别好几年了，他竟然还记得我这个另类人！我看到他那一身穿着打扮，除了没有了陕北老棉袄，基本还是当年在拉萨那个老样子。我怎么看，怎么比，他的穿着，跟铁路局门卫室那一位老大爷也差不了几何。 那天老局长很高兴，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好一会儿，又指着妻问：“这位是——？”我说：“她是我妻子珍沁，她可是真正的、最贫最苦的贫苦牧工出身！我也在藏北牧区安家落了户，现在我可是一个正儿八经的西藏牧民了！”那一天，老局长就像向家乡来人打听家乡和亲人的情况一样，向我打听着西藏的好多好多事情。中午快下班了，他还非要留我俩在他那里吃饭。我心想，莫非是局长夫人也来成都了？没有想到的是，他却直接领着我俩去了局机关食堂，我们仨就在铁路局的职工食堂里面，吃了一顿大锅饭。 1976年，“以粮为纲”的口号喊得山响。自治区决定平均海拔4500米的那曲，也要试种冬小麦。地委曹书记决定派我去当这个实验员，还批准了我先去西北农学院学习种麦技术的要求。那时候，梁局长也已经从铁道部铁一局党委书记岗位离休了，住在西安。我就去看望老人家。与他告别时，局长送给了我这一张照片。 著名画家黄永玉说：人生总是这样的，一个人总会碰到很多好心人，这些好心人，会在你困难的时候，伸出手来帮助你。因此做人要感恩，感恩生命，感恩人，感恩很多帮助过自己的好心人。幸福时，感恩朋友；快乐时，感恩苦痛；坚强时，感恩泪水；成功时，感恩失败；即便生命临终，依然感恩上苍赐予生命！ 我永远感恩梁局长，我这辈子也不会忘记他的大德深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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