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工，个头不算高，一副中等身材，国字脸，背微驼。因此，大家在私下里都叫他马驼子，觉得这样叫好像更亲切一些，有时他听到了也并不生气。他生于上世纪30年代，家庭的成分是富农，其实，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当时农村中的富裕户，土地改革时被分掉七亩田。因为小时候上过几年私塾馆，打得一手好算盘，在合作化初期算得上是村里的“文化人”，再加上人忠厚老实，人缘不错，如果不是因为成分限住他，肯定也能当上如农业社会计之类的小官。 不过，他还算幸运，一次偶然的机会却让他当上了水利工地上的收方员。那是一次区里组织的中型工程，是将一条小河拓宽竣深，他是村里派出去的民工。老河拓宽竣深土方量的计算比平地开河要难得多，很难测量计算得准确、公正。有一次为这事工地上发生了一次骚乱，工地上的工程员还被民工你推他搡地揍了一顿。负责工程的是公社里的一位副社长，当时就组织了几个民工代表进行复测并重新计算，代表中只有马工能写会算。结果证明是原来那个姓乔的工程员计算方法不对弄错了，而且误差很大。后来那个社长就让他到水利营部里协助那个姓乔的工作。待遇仍与挑担的民工一样。这个决定对他来说可是想不到的福音，虽然负责土方测算和工程标准监督也要一天到晚不停地在工地上转，但比起肩上老压着一副重担子要轻巧得多。 那位姓乔的工程员与马工岁数也差不多大，他能得到这个好差使是因为他有一个小舅子在公社里当组织科长，科长是从部队转业的，还有一个战友转业在县水利局当副局长，当时，每个公社都有一个工程员的编制，这个人由水利局发工资，虽然每月只有二十几元钱，但在当时可是一桩特别难得的美差。于是上过几年私塾馆的老乔经过了二十多天的业务培训就变成了乔工。乔工的文化程度并不比马工低，以前还在生产队里当过二年多会计，因为工作极端不负责任，整日游手好闲，还跟队里几个婆娘有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一次被人捉奸在床，庄上的支书一怒之下就将他撤掉了。到了水利营部以后，他因为拿的是上面发的工资，以为是端上了铁饭碗，就有点更加得意忘形，工作吊儿郎当，业务又不精，民工们意见很大，领导也很头疼。这回借着民工造反的由头为他找了个“助理”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马工因为以前挑过好几年河，大、中、小型工地都上过，本来老民工就是半个工程员，加上他还是个文化人，遇事又善于思考钻研，因此，叫他当“工程助理”是宝塔倒在井里——正好，民工们都说：“早就应该叫马驼子来做了。”还真有点儿众望所归。其实工程员在河工上所做的工作也并不太复杂，无非就是在刚开工时先放好样再按各村人数分好工段，开工后主要是抓好工程标准和随时处理村与村结合部的矛盾纠纷，工程结束时进行工程验收和土方结算。自从有了马工这样的一个“工程助理”，他就成天泡在工地上，工地上的矛盾纠纷少了，工效也提高了，领导少了麻烦事，对此很满意。就连乔工本人也并没有多少消极的想法，反正每次上报的报表还是由他签字，到水利局开会还是他去，工地上事情有人做掉了，他乐得少跑少挨骂。再说无论怎样这个马驼子都对他绝对构不成威胁，因为他是富农子女。 第二年上大型河工，马工仍作为乔工的助手一同上了工地，马工的身份依然是抵算村里的一个民工任务，由家里生产队记工分，在工地上拿点补贴。那次工程叫京杭大运河整治工程，兴化去了一万多人。一开始团部工务股召开各营（工地上实行军事化编制以县建团以公社建营）工程员会议时都是乔工一个人去，后来因为那次工程的前期太复杂，乔工老挨批评，他就干脆让马工也跟他一起参加会议。过了几天，团部工务股那个姓刘的股长就很不客气地跟乔工说：“你带出来的那个助手不简单，你也做了好几年的工程了，怎么一点儿进步没有，看来你还得跟他学学。”说得乔工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后来他把工地上的“大权”全交给了马工，很少往工地上跑。那一次工程结工时，他们那个营的工程标准做得很漂亮，首批通过了团部的验收，团部还将他们的工段作为样板在那里开了现场会，营里还为此得到了一笔物质奖励，营长（还是那位副社长）和工程员也理所当然地受到了表彰，乔工也心安理得地拿到了一张盖着团部大印的奖状，奖状发下来的那天，营长半真半假地笑着跟乔工说：“你这张奖状起码应该撕一大半给老马。”乔工只是淡笑了一下，笑得很尴尬。 那天晚上，民工全部离开了工地，后方大队都来了船拆工棚带民工，马工原来也是准备跟船走的，营长却把他留了下来，叫他先把铺盖放到船上带回去，人就和他们一起明天跟公社来的小轮船走。晚饭是在一家小饭店吃的，气氛很热嘈，营长首先端起酒杯说：“这次工程圆满结束，最辛苦的是老马，我先敬你一杯。”后来一桌人都跟着每人敬了他一杯，弄得他很感动，等到他再依次回敬过了就有点儿飘飘然了，大家都闹他要他唱一段越剧，他先是唱了一段“十八相送”。虽然声音有点嘶哑，但还算是韵味十足，后来又唱了一段“楼台会”竟然唱得声泪俱下，于是营长提议：“停一下，唱得不丑，喝酒！喝酒！”散场的时候，还是营教导员和会计扶着他走回去的。 接下来的五六年，马工年年都上大型河工，与第一次不同的是以后几年乔工都没去，说是留在后方负责小型，其实每年的大型河工一上马，后方的小型就停下来了，主要是带工的领导不愿意多带一个聋子的耳朵去，乔工也就乐得在家看看纸牌领工资。这几年。马工的心情很好，虽然在上工地前仍是村里的一个大劳力，虽然上了河工身份也仍然是民工，但只要一到了工地成了公社带队干部身边的大红人，那些大队里的干部到了这里都成了他的下级，整天里“马工，马工”的围着转，尽管他们在背后都还叫他马驼子。心情好脾气就好，他从来没与民工顶过嘴，就是碰到一些蛮不讲理的民工提出来的无理要求也总是笑着进行耐心的解释，将问题化解。那时的民工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从各个庄子抽调上来），工地上又苦又累，来时就有一肚子气，甚至有的人还是在家里通过抓阄被硬挤出来的，到了工地后大都天不怕地不怕，遇到干部就口无遮拦，一个开口，个个搭腔，弄得带队的干部很头疼。不过这些人都知道马驼子也是个民工身份，人又不丑，有时候实行计件，按完成的土方量拿补贴，收方员还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因此他们很少跟他胡搅蛮缠。为此，马工就与那些行政干部说：“没大事，工地上你们少跑，老在他们眼头上转，就会把本来不哭的孩子惹得哭起来。” 这几年，马工在业务上也有不小长进，他虽然计算时还是习惯用算盘，但这些年却利用他儿子的中学课本自学数学中的几何学，通过自学，他弄懂了他们在放样时常用3、4、5打直角的方法原来就是几何学中的“勾股定理”，举一反三，他后来竟然利用三角形原理在河的一边能测算出河的宽度，甚至还能通过宝塔在阳光下的投影测算出宝塔的高度。 此外，他还有点儿多才多艺，不但会唱几句越剧、黄梅戏，而且还是个模仿秀，兴化地域广，各个地方的人打起号子来声调都不一样，他能模仿打好几个地方上的号子，最好听又有特色的是茅山号子。有一次，营里负责政工宣传的干部还特地将他唱的戏曲和各地的号子录了十几分鈡的录音带，在工地上的大喇叭里播放。。 过了几年，乡水利站成立（其时，人民公社已被乡政府代替），马工也被安排进了站，成了一名编制外的工程员。当时，水利站属县水利局的派出单位，是事业单位性质，受县局与乡政府双重领导。人员编制必须经扬州市水利局审批。开始建站时，一个站只有三个编制，即站长、会计、工程员。乔工因为超龄，也未能进编，但对他们这一批原来在编的人员有专门政策，退休后也能拿到一部分退休工资，马工的性质属编外的编外，是县局不承认的临时工。 在水利站建站头几年，那个新进编的工程员虽然是个高中生，但实践经验不足，上大型仍然要把马工带过去，后来乡里搞圩堤、闸、站建设，搞小型农田水利也都还离不开他，全乡范围内的每一块田地几乎都曾留下过他的身影，境内的大河小沟都装在他的心中，因此，就常有人说他是这个乡里的活地图。 时光荏苒，一转眼乔工和马工都到了退休年龄，乔工很快地办妥了退休手续。站里又不忍心就这样让马工卷铺盖回家，就跟乡里说，站里还需要他，留下来干几年再说。到了65岁的那年，有人给他出了个主意，叫他买两条好烟找一下乡里的领导，他就化200元钱买了两条“红塔山”，拿到了乡里的一张批条，说是回家后让水利站每月发30元生活补贴。 让人万万发想不到的是，他回家后只过了几个月就因突发中风不治身亡，算起来，他领到的几个月补贴也差不多是那两条烟的钱。 责任编辑 陈林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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