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在西藏五十年》——第121篇： 那一年，我换了两次工作接着县里就开始了“清队”（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县机关的那位会计，被发现有经济问题，停职进行调查。县人武部孙政委（他已经是县革委会主任）派通讯员来喊我。政委说：“县里的总会计老石早就一边工作一边在写检查了，县里刚刚分来一个工农兵学员，虽说学的是会计专业，但他又没有实际工作经验。清队办公室研究决定，这次某会计的经济问题，就由你负责来清查。” 因为这位会计，调来县里工作之前，也是一个区政府的财经助理员。政委指示，就先从他在某某区当财经助理员的账目开始查起。 我奉命和人武部的戴干事，县里的电影放映员洛桑三个人组成一个调查组，先去某某区，调查某某的问题。结果发现，那几年某某竟像是一只“志格”（小老鼠）搬运人参果，积少成多，竟然贪污了四千多块钱。举一个例子：一个只有五户牧民的小居民点，一年收割的干青草连自家的马匹都不够吃，可是在一年之内，仅是那一个居民点，经某某手写的马草报销“白条子”加起来，就卖给区政府马草三千斤，每斤0•12元，共计360元。这360元，在今天可能买不到一条好香烟，但是在那个年代，一个区一个月也就只有两三千块钱的开支，这360元也算是一笔“巨款”了。一位县革委会的领导听了汇报后说：“区政府就是一座小小的土地菩萨庙，没有想到某某竟然在这一座小庙里，贪污了那么多的钱。 某某在区里的情况很快就都查清了，接着就是清查某某在县机关当会计时的帐目。 那以后，我也就调到县里，当了县机关会计（兼出纳）。这县机关会计工作，平时就是负责给县机关几十个干部、职工发工资，还有就是报销县机关的办公费、差旅费、马匹、车辆的费用（那时候县里已经有了一大一小两辆汽车）。但是那时候干部都是“死”工资，几年也难得动一下，又没有考勤制度，工资都是月月照发不误。我就用蜡纸刻印了若干份工资表，在月份处留上一个空格，每个月一式两份，到了发工资的时候，用复写纸在空白工资表上填一个阿拉伯数字，再从银行将现金提出来，发到每个人手里，一个月的会计工作，也就完成了一大半。 若还是在高口区，我完成这些任务之后，就可以到牧民群众中去，走门串户聊家常，再帮助他们干一些琐碎事情，一天很快也就过去了。可是在县里，大小也算是一个“机关”，我还想像在区里那样，到处去“聊一聊”，根本不可能了。但若是学着另外一些人：“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我又实在做不到。我闲得心烦意乱，时时都觉得不自在，感到手脚都没处放，倒像是生了病。 有一天，我憋得实在受不了了，就到易曲河边闲转悠，忽然看到县机关食堂炊事员胡师傅背着一枝老英式步枪，用马驮着两麻袋东西回来了。他告诉我，他每个星期都要到易曲河去钓三次鱼，改善干部职工的生活。从那以后，我就经常跟他去钓鱼。 每次都是天刚蒙蒙亮，我俩吃过糌粑，带上一支枪，骑上马就沿着易曲河往上走，到了他选好的地方，先找一处有草的地方栓好马，一人两根钓鱼杆，将栓有小铃铛的鱼杆牢牢地插在河岸上，再将栓着一块小石子的钩线，往河里一丢，胡师傅就找一块大石头坐下来，一边抽着香烟，一边绘声绘色地给我摆龙门阵。偶尔“哗啦”一声鱼跃打破了寂静，接着又是无边的静谧。只有当小铃铛“叮叮叮”地响了起来，我们就立即抬头看好是那一根杆子在抖动，走过去将鱼慢慢地拉上来，往麻袋里一丢就行了。刚好那时候又到了挖虫草的季节，我也就到附近山坡去转一转，每次总能挖到几根虫草。 快到中午时，胡师傅就会在河岸边，用三块石头支起一只小高压锅，挑出两条鱼，开膛破肚洗干净丢进锅里，再放上各种佐料，河岸上随处都能检到干牛粪，还有上游冲下来的红柳树枝。胡师傅点上火熬鱼汤。 益曲河边，微风轻轻地吹着，太阳晒在身上，暖洋洋的。再喝着那熬成了乳白色、香甜可口的虫草鲜鱼汤（一口干粮也不吃！）接着再听胡师傅摆那精彩的“龙门阵”……。那真是一段安逸无比、其乐无穷的日子呀！我将当时人们的一句口头禅改动了一下，就成了：“钓鱼易曲边，赛过活神仙”！ 可是有一天，才旦县长来找我了（他已经被“解放”，担任县革委副主任），他问我：“工作忙吗？”我老实地回答道：“县长，成天没有事情干，人都快要憋死了，只好跟着胡师傅去钓鱼，您还是让我回区里去吧。”他笑着说：“你还是那闲不住的德性。不过，县里也正在考虑，想将县财政这一摊子都交给你。” 我被他的这一句没头没脑的话，弄得莫名其妙。想想看，那时候可是1972年，“龙生龙，凤生凤”的思潮还正在势头上，让一个官僚+地主崽子去负责“全县财政一摊子”，谁听起来，都会是新版的“天方夜谭”！我根本就没有将它当成一回事。过了不久，才旦县长在那曲地区党代会上，当选为地委副书记，县里的日常工作，就由原来的组宣部长M全权负责了，才县长的那一句话，也就——“人一走，茶就凉”，成了一句空话。 又一天，雅安多区的夏伍塔书记来找我。见面就说：“现在我们区里没有文书，你能帮我一个忙，到雅安多去工作一段时间吗？” 夏书记也是藏族，青海化隆人，才旦县长的同乡，人很好，平时我也很尊重他。我说：“我现在成天闲得没有事情干，跟您去区里，真是太好了，只是您得去跟县里说。”他笑着说：“这原本就是县委的意思。老M怕你不愿意，让我先来摸摸底。”我心想，县机关会计就这么一点点闲死人的工作，又听说，想干这份差事的人还不少，一个个乌眼鸡似的，他盯着你，你盯住他。我就说：“我同意去，但希望珍沁能同调。”他满口答应：“这没问题，没问题！”1972年7月，我同珍沁一起调往雅安多区。我在区里当文书，她在供销社当会计。 在区里当了几天清闲的文书，我又去找区委夏书记，要求下乡去工作。夏书记正在办公室与县公安局的老赵同志谈话，看到了我，就笑着说：“说曹操，曹操还真的就到了。老赵同志正要找你。” 这老赵，也是建国前参加工作的一位老革命。我一来到巴青，就听人说他五十年代初期就在湖北省公安厅工作，还听说伟大领袖巡视湖北时，老赵同志就做过警卫工作。1959年他奉调进藏，先是在西藏工委社会部（相当于内地的省公安厅）工作，后来被派去藏北杜佳里“化工厂”（就是硼砂厂）当领导（那可是一个地、师级的单位！），再后来听说是他又犯了一个什么大错误，被贬到腹心地区的巴青县公安局。局里日常工作主要由他抓，但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职务，人人都喊他老赵。 老赵对我说：“根据自治区党委的指示，这次落实政策（他没有说是什么政策，我也没有问），既不能放掉一个坏人，也绝对不能冤枉一个好人。公斯乡是全那曲的一个‘重灾区’。我们要一人人，一户户，仔细区别，认真对待，一点也马虎不得。如果划错了一个人，在我们来讲，只是错了几百分之一，但对于当事人来说，可就是百分之一百了。那可是关系到他身家性命的大事情。” 接着他又将工作组的成员向我做了一个介绍：有县政府办公室的小袁和县医院的李医生。还有县委机要员小陈，连同他自己，再加上区里派的我和藏族干部策加。一共是六个人。听了老赵的话，“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的那一句话，又在我的耳边响了起来。我就对他说：“老赵同志，您是一位老公安，您更加知道我是一个地主+官僚崽子，一个另类人，现在您却要我跟着你去抓阶级斗争，这太不合适了吧！” 老赵说：“我还是那一句老话：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上次派你去调查嘎玛助沙的案子，你就完成得不错嘛。而且这次你的主要工作就是给我当翻译。”话说到这里，他打住不说了，笑容满面地看着我。我说：“您要翻译，策加最最合适了。”老赵依旧笑着，又轻轻地摇着头。我又说：“您若是觉得策加汉语文不过关，小袁可是西藏公学毕业的藏语文专业大学生，比我这个半文盲要强得多。”老赵收敛起那一脸的笑容，严肃地对我说：“策加同志各方面都不错，只可惜汉语文水平确实无法满足这次工作的要求。而小袁自从来到巴青，就一直留在县里翻译一些藏文文件，巴青口语直到现在还过不了关。” 见我低着头没吭气，老赵接着说：“这次由策加和小陈负责抓面上的工作。小袁去乡小学当老师，给孩子们教汉语文和数学。小李配合乡卫生员，做好牧民群众的医疗工作。这些工作做好了，我们工作组与牧民群众的感情距离也就拉近了。”缓了一口气，老赵接着又说：“你说自己是个半文盲，组织上可没有这样看。这次让你参加公斯乡落实政策的工作，就是县人武部孙政委决定的。这次你既是我的翻译，翻译完了，还要由你来当文书，将案件翔实地记录下来，最后的工作总结也还要由你来写。你就大胆放手干，出了问题由我负责！”我只得接受了这个工作。 日子就像区政府门前那一条小河，日复一日地流淌着，袁大学教课之余，还是一个钓鱼迷，那雅安多与高口同属怒江水系，河里的鱼也同高口一样多。而李医生更是一位烹饪高手。老赵也就发挥他俩的特长，让我们隔三差都能喝到鲜美的鱼汤。老赵同志真不愧是饱经风霜的老革命，经验丰富，工作十分认真，我们配合得不错，工作进度也挺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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