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日战争胜利后，蚌埠二马路铁路东，过了国庆街口，有间面朝南的书店，其貌不扬，可名气不小，因为门额店招是颜书大家谭延恺写的“开明书局”。店主王瑞骧也是个文化人 ，还为《皖北时报》撰过稿；同时又是工商界名流，还参加过蚌埠第一届市政参议会竞选。新中国成立后，他依然热心商界公共活动，成了工商联的成员。人到晚年，似乎这一切的一切，都成了过眼烟云。他退休之后，独居在家，心静如水，悠然自得。 因为我为编写民俗志登门向他请教。老人原籍天津，早年因津浦铁路通车来到蚌埠谋生，还是清瘦的身材，满口天津卫的话。适逢中秋刚过，他自然把话题谈到了重阳敬老节。老蚌埠人对九九重阳节，虽然家喻户晓，常年生活在拥挤狭窄的街巷里，谁不想趁走秋高气爽，出门散散心。但那时穷人太多，忙于生计，那能有多少人家的子女，陪老人爬山登高望远。蚌埠人的敬老习俗，还是在老人做寿方面。 蚌埠人50岁开始过寿。“过九不过十”，如四十九、五十九、六十九，是以“九”字代长久之意，为吉利年头，整岁年份不取。大多数穷人家，下碗面条打个鸡蛋，吃过这碗寿面，就算过寿了。而富裕人家，住宅内外张灯结彩，堂屋挂寿幛、寿联。老翁寿庆常挂寿星画像，老媪寿庆则挂麻姑仙画像。条几上陈设福寿八仙，寿烛和香炉。当晚亲友祝寿，主人招待吃寿面，先是“暖寿”。第二天为正式祝寿，亲戚朋友前来赠送寿礼或寿金。 谈到这些，王瑞骧老人颇为感触，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之中。他很认真地说，过寿如何处理礼金，这倒可以看出当时社会风气和人际关系。我有一个表妹，她家曾有过一块匾，还有个像伞样的东西。那是她外祖父黎华亭父做50寿礼留下的。外祖父曾是蚌埠最早的商会会长，为了把成立不久的商会，从老大街迁到宽敞的大马路，他捐出三千多元盖了30多间平房给商会用。后来，又因为捐了三百元钱，向贫民施粥。那匾上写得是“乐善好施”四个字，伞叫“万民伞”。其实，那个伞怎能庇护万民？不过是对他表达歌功颂德的意思。 商会会长要算有社会地位的人，凤阳县县长来蚌埠，也只能与会长平起平坐，军阀打到蚌埠，也要首先拜访商会，因为想要军饷。后来，蚌埠当地人高蔚轩当会长，抗日战争前又换成项允诚。沦陷后先是陈希平任会长，但为了维护商界利益，大家还是请出年过七旬的高蔚轩再任会长。那一年，正逢他七十大寿。各大商店纷纷出钱为高会长祝寿，收到的礼金当然很客观。但他没有办寿筵，却把准备办筵席的钱也拿出来了，加上祝寿礼金钱，办了个蔚成中学。“蔚成”取自己名字中的“蔚”。校长老师大半都是蚌埠江淮中学的校友，地点就在大马路商会内。这所中学着眼于为商业培养会计人才。学校毕业的不少学生，后来都成了蚌埠商界的会计能手，还有的当了老师。 抗战胜利后，项允诚带着商会大印，又回蚌埠商会。因为抗战初期，他曾为抗日出过不少力，蚌埠商人重新推举他当商会会长。这一年正好是他60岁，寿诞之日，可算风光了。在当时的青年馆（早年东亚饭店，在二马路与华昌街交汇处），大摆筵席，公正饭店的著名京剧票友李虎臣、还有卢孝臣，张慕伯等都在席间清唱助兴。项氏春风得意，很快又当上了蚌埠市的参议长。而另一位蚌埠商界资深人士、蚌埠救济院院长彭琢如，为商会会长席位，与项允诚明争暗斗。其间，恰逢他70大寿，为了贺寿，各大商店纷纷集资，结果他把这笔钱办了个图书馆。它位置就在后来的解放后的蚌埠人民印刷厂，规模200平方，命名就叫“琢如”图书馆。 因为蚌埠最初在汪伪时期曾办个很小的图书馆，随着日本投降关闭了，这个馆的开办，确实为庆祝抗战胜利增添了几分喜庆色彩。彭当时为开馆还写了几首诗在报上发表。“项彭之争”之后，彭琢如后来当选了安徽省的参议员，放弃了蚌埠商会这个立足点。 几十年过去了，蚌埠商界老人每每谈及这些，总是感触很深。黎会长对商会奠基之功，为他歌功颂德理所当然；高会长受命于危难之中，为保护蚌埠民族工商业的利益，将礼金用于培养地方人才，实在是一片爱国赤诚之心！项允诚好像当时的国军抗战有功，收回会长席位。花甲之寿，如坐春风。而彭琢如竞争失落，则用祝寿礼金办起蚌埠图书馆，其功德远高于那个昙花一现的商会会长。人老有德，才能为人敬重，更为后辈铭记难忘。 责任编辑：舟上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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