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藏五十年》——第107篇：前塔乡干部大换班

       《我在西藏五十年》——第107篇：前塔乡干部大换班
1965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硝烟刚刚散去两年多，逃窜到尼泊尔木斯塘地区的叛乱分子，在国外反动势力和达赖集团的指使下，加紧了破坏活动。为了巩固和保卫民主改革的胜利成果，彻底完成民主革命任务，自治区党委颁发了《关于农村三大教育运动中几个政策问题的规定》（三大教育就是以阶级教育为中心的阶级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前途教育），决定对基层组织进行整顿。巴青县当时没有搞试点，但是强调各工作组都要加强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纯洁和巩固基层政权。
但是也有一些人，包括一些领导同志，指导思想上对阶级斗争的形式估计得有点过了头。后来公开发行的《西藏革命史》第207页就写着：“他们认为那时候农牧区的主要矛盾就是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甚至认为有三分之二的乡、村基层政权都不在我们手里。加上当时相当一部分干部，存在着“宁左勿右”的思想，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一些人民内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扩大了打击面。”
一次区里开会时，区委曹书记说，前塔乡已经被县委定为“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乡”。理由是：乡长羊如过去是叛乱领主益西永中家的佣人；副乡长旦真在民主改革前，就与土匪易荣家关系密切；而乡文书次旺本人原来就是一个小土匪，只是因为能说会道，藏文也不错，才当上的乡文书。因此决定将他们三个人“一锅端”，但因为这三个人还够不上是“敌我矛盾”，不要伤害了他们的“感情”，就决定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将他们“选掉”。
在区里开会讨论新乡干部的人选时，因为区长扎西已经调去日喀则，区干部拉旺也就成了前塔工作组的元老。他提出由羊珠和东则担任正、副乡长，达娃永忠当文书。曹书记还没有开口，就先伸出右手食指，朝着大家摇晃了两下。（说到这里，就须要先交代一个情况：那时候按照上级的规定，在牧区不划分阶级，除了三大领主和牧主外，其他人一律称之为牧民。于是巴青就有人“发明”了一种用手指头划分阶级成分的“办法”：大拇指——领主、牧主；食指——富牧、头人；中指——上中牧；无名指——下中牧；小指头——贫苦牧民）。
看到曹书记的“手指提问”，区公安助理员索南平措立即伸出右手的小指，晃了几下，然后笑嘻嘻地说：“羊珠是乡治保委员索南班珍的弟弟，真正的贫苦牧民。东则单身一个，家里穷得连一根羊毛也没有，平时里就是给人家帮工，东家干两天，西家干两天，‘羊大巴’（真正）的无产阶级！” 我问：“东则三反两利时分有牲畜吗？”索南平措说：“分是分到了，可是他不会管理，这几年又都折腾光了。”我说：“若是让他当了副乡长，他将一个乡都折腾光了怎么办？”书记看着我，问：“那你有没有合适的人选？” 这时候，上次灭草原黑毛虫时，中牧次登说的那一句话：“我真想为乡里做一点事”，又在我耳边响了起来。一时间，我竟忘记了“宁左勿右”的戒律。我先是详细地介绍了次登在那次灭虫工作中的表现，说那时候书记和区长都不在，县里派仁青来区里临时负责，他带着另外几个乡的干部来前塔乡的灭虫现场“取经”，仁靑也认为次登人精明能干。书记伸出了手指，问：“次登是？”我老实地伸出中指头回答道：“是这个。”书记听后，连连摇着头说：“不行，不行！他最多只能算是一个团结对象，我们若是让他当了乡干部，那可就是方向路线问题了。”
这时候，扎西拉姆说：“东则从小就没有了爹妈，一个孤儿，不会过日子，才将分到的牛羊败光了。现在他到阿妈塔江家做了‘马巴’（上门女婿），家务事一点也不用他操心，加上人又年轻，正好到乡里工作。”书记将头一点，说：“那就这样定了！”
最后说到达娃永忠。他阿妈玉色是乡妇联主任，很能干泼辣的一个人，区里无人不晓。他本人又在拉萨师范训练班学习过，是前塔乡唯一‘喝过墨水’的人，还是我来高口后的第一位藏语老师，当个乡文书很合适。
按理说，像次登这样的中等牧民，本来就是牧区的重要团结对象，我更加觉得，次登家里就是牛羊多了一点，现在被定了个“中拇指”（中牧），就没有了当乡干部的条件，可他总还算是一个团结对象呀。可是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特殊年代，一股看似无形却又能量巨大的左倾思潮，正在悄悄地将他们推向“对立面”。这时候，我又不由自主地想到了我自己，虽然牧民群众口口声声喊我“根拉”（老师），可是，我哪一点能比得上次登？想到这里，我心里好难受啊，只觉得天上的阳光都好像被无形的乌云遮住了，心里头没有了一丝丝光亮……
接下来曹书记要到县里去开会，刚好我也要去报帐领款，书记说：“我俩一起走，罗则就不用去了。”等他开完会回区的那一天，县医院的某医生说是有事要去索县，刚好跟我们同行。我们三个人骑马刚走了几里路，那位医生勒住马，笑着用藏话对我说：“让曹书记的马先走，我有话对你说。”曹书记没有听懂藏话，自顾自走到前面去了，那位医生对我说，副乡长旦真是他的老丈人，听说这次可能要被撤换，请我想办法将他保下来。我说：我在区里就是一个小文书，家庭成分又不好，这些大问题根本没有发言权，你最好自己去跟书记说。听了我的回答，那位医生脸上顿时“由晴转阴”，狠狠地横了我一眼，一勒马缰，向曹书记跑了过去。不知他俩讲了些什么，但好像话也不投机，他一勒马缰，加快步伐，一眨眼就跑得没了踪影。那时候，我根本就没有听到过“跑官”这个词。但那一次，我确是亲眼看到了“跑（保）官的事。
某医生走了，书记对我说：“仲达（医生的名字）说旦真是他的老丈人，这次改选时能不能放他一马。你觉得怎么样？”我对书记说：“这些原则性的大事情，您可千万别问我。我在区里，老老实实地给您当好翻译和文书，再将区里每个月那两千来块钱的花消管好就不错了。”书记笑着瞟了我一眼，说：“按说，这次前塔乡改选干部，本应该由扎西区长亲自去办，可是他已经调走了，这个任务就只好由你这个工作组长去完成了。”我说：“几个乡干部，虽说有这问题那问题，可他们起码还都是团结对象。您现在却要我这个头上戴着地主加官僚两顶大帽子的人去当工作组长，还要由我在大会上宣布撤他们的职，别说他们心里不服气，牧民群众听了肯定也会笑掉大牙的。”书记说：“这次你是代表区委去执行任务，怎么又把自己也牵扯进去了？”我说；“书记，我求求您了。我到现在，连个共青团员都不是，哪里有资格去代表中共高口区委？您随便让区里哪一个人去也比我强呀。”听了我的回答，书记也就没有再开口。
这时候，我没来由地又回想起了1951年，那时候湘南的第二批土改复查正在进行，我也跟着老同志去下过乡。有一些“宁左勿右”的同志，为了追求工作进度和成绩，将一些中农的成分错划为地主、富农，没收了他们的土地、财物，甚至还发生过吊打拷问的情况。但是在最后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一些同志因为家庭出身好，只是被轻描淡写地批评了几句，也就“过了关”。理由是：因为老祖宗都说了——失败是成功之母。他虽然犯了错误，但也算是“交了学费”。而对于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虽然犯的是同样的错误，那可就要从他的阶级立场上来深挖根源了。
我还浸沉在往事的回忆里，曹书记笑着又喊了我一声：“老王，快醒醒，骑在马上打瞌睡，可是要摔跤的哟！”我老老实实地对他说：“听了您刚才的话，我哪里还敢睡觉。只是您让我这个头上戴着地主加官僚两顶大帽子的人，去当整顿基层政权的工作组长，今后若是犯了错误，我是罪有应得，您就不怕人家说您阶级立场有问题？”
曹书记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这可是党的一贯政策。再说了，这个决定就是县委扩大会研究决定的，你不要再推了。”
如此看来，我真的是山穷水尽没有路走了，只得违心地又和通讯员罗则——我的老师，一起去前塔乡，执行这个特殊的“任务”。
改选大会召开之前，我绞尽脑汁，按照那个年代写工作报告时，一定要遵循“成绩与问题要七、三开”的“原则”，草拟了一个言不由衷，且又自相矛盾的开场白。我结结巴巴地说道：“前塔乡这几年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乡政府的领导和全乡牧民群众的努力之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主流，是‘七个指头’。但是，但是……”我“但”了半天，也没能“是”出个所以然来，只好话锋一转，说：“这次根据县委的指示，前塔乡的主要干部要重新进行选举。”我自认为这样子“打马虎”，总算是给那几位原乡干部搭了一个下台的“梯子”，为他们留住了一点面子。
接下来就是选举了。这件事罗则早就安排好了，还办得十分漂亮。他让原来的三个乡干部和这次推荐出来的三个新干部，背对群众坐成一排，每个人的背后，都放有一只‘普巴’（小木碗）。参加会议的牧民群众，人手三粒羊粪蛋，排成一行前去“投票”。新的候选人，因为事前就已经由区委讨论并上报县委批准了，选举前又通过各个行政小组与选民通了气，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三位新干部全部当选。
接着由我这个连共青团员也不是的人，“代表”区委、区政府，公布选举结果。接着又由我将几位原乡干部的腰刀和火药枪当场收缴，转手就“授予”了新当选的干部。这件事情，不但让我得罪了那几个老乡干部，还得罪了县医院那位医生。也给我自己埋下了一颗在两年之后——1967年——爆炸的“定时炸弹”。 那个医生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了造反派的大头头，差一点点就要了我这个可怜人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