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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西藏五十年》——第129篇:又遇到好人塔局长

2019-8-11 19:56| 发布者: 蓝河| 查看: 2585| 评论: 0|原作者: 益西索朗|来自: 特约作家

摘要: 《我在西藏五十年》——第129篇: 又遇到好人塔局长 就这样,我被分配去了地区农牧局。还真是“缘分”,我又遇到了我的一位大好人——塔马局长。 那时候,正是全国轰轰烈烈学大寨的日子,西藏学大寨的两面“红 ...
                                     


  《我在西藏五十年》——第129篇: 又遇到好人塔局长
        就这样,我被分配去了地区农牧局。还真是“缘分”,我又遇到了我的一位大好人——塔马局长。
        那时候,正是全国轰轰烈烈学大寨的日子,西藏学大寨的两面“红旗”,农业红旗是山南地区隆子县的列麦公社,牧业的这面旗子就是那曲县的这个红旗公社。我去农牧局上班才三天,也没有给我分配具体的工作,就跟着局长去这面“红旗”工作。局长告诉我:这是刘政文副主任的指示,让我先跟着他下去,熟悉一下环境,然后就该是我独自下去工作了。可是,那曲地方的藏语方言跟巴青藏话差别也实在是太大了,开始的那些日子,“正县级”的塔局长,却成了我这个“大头兵”的翻译。我只是将他翻译过来的情况,尽量完整、准确地记录下来,也算是给他当了一个“笔记本”。
       有些时候,地委的热地书记也会到红旗公社来,和我俩一起,骑马下乡搞调研。一路上塔玛局长和热书记有说又有笑,很是亲热。后来我才知道,他俩原来是“发小”,小时候就在一起放牧牛羊。
       每当到了一个新的住处,他俩就将我安排睡在牧区帐篷里面那“贵宾”的位置(靠近灶台,比较暖和)。我心里想,这两个人,一位是地委书记、另一位是我的领头上司,正县级的大局长,我却是一个戴着地主+官僚崽子帽子的另类人,我哪里敢接受如此的安排?热地书记却坦诚地对我说:“听塔玛同志告诉我,你也是1938年生人,我们三个人就是“罗嬢”(藏语:同庚)了。老王同志,你是一个汉族人,从内地来到西藏,帮助西藏人民搞建设,将你照顾好,是我们的责任。”热地书记那平淡似水的一席话,让我心里感到好温暖,也让我记忆到如今!
       闲暇时间,塔局长还跟我聊天,一次他问起我的家庭。我说:“您是问内地的那个家还是现在巴青的这个家?”他笑着说:“不管哪个家,你想说哪一个都行。”我就先给他说了内地的那个家。当我说到那是一个地主+官僚的大家庭时,塔局长不笑了,但他很坦诚地对我说:“1965年地区召开干部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时,我还是地区电影放映站的放映员。那一天,你在大会上汇报自己学习毛选的心得体会,我就坐在下面听。你头一次进藏又中途返回,宁愿退职当农民,想方设法也要来西藏。在拉萨那么好的地方,你又主动要求来那曲,你还将巴青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那时候我也就对你有了很深的印象。就像我过去下乡给群众放电影,只要看到感动人的场面,我就会跟着流泪,你的经历也深深地感动了我。这次你来农牧局之前,刘副主任又将你的情况详细向我做了介绍。你一定要相信党的政策,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
       塔局长推心置腹的一席话,让我好感动,我觉得他真同高口区的扎西区长一样地好。我在心里感谢上苍,感谢命运老人,又让我遇到了一个大好人!渐渐地,我俩更加熟悉了,谈话也就更加随便了。一次我大着胆子对局长说:“我在巴青工作了整十年,可这次调来那曲时,县委负责人M连个鉴定都不愿意给我写。我妻子珍沁是当时雅安多区委计划第一批发展的新党员,可是报到县委后,他不但不批准,反过来还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没有批准珍沁同志入党,就是为了帮助我们两个人共同进步。”局长要我将详细情况,再详细地给他讲一次。后来他说:“还有这样的事情?有组织在,这件事你就不要管了。”
       过了不久,地区召开县委书记会议,局长也去参加了。会后他高兴地对我说;“上次你说的那些情况,我都向地委曹书记汇报了,书记又转告了巴青县人武部的孙政委,他现在是巴青县委第一书记。孙政委对这个情况也很重视,他对我说,一回到县里就将情况调查清楚,然后立即替你解决。”过了不久,那位M来地区开会,见到我时,言不由衷地说:“珍沁是个好同志,上次没有批准她入党,只是想先放一放,也是为了你们俩能够共同进步,这也是组织上的一片苦心,希望你能够理解。这次县委已经正式批准了珍沁同志的入党申请,没有预备期,党龄从1973年7月21日算起。你在巴青工作十年的鉴定,我也交给地委组织部了。”我说:“个人鉴定好像应该先让本人过目吧?” M支支唔唔,皮笑肉不笑,勉为其难地说:“一来地区就忙着开会,也没有见到你,我就将鉴定直接交给组织部了。你若是不放心,自己到组织部去看一看也行。”我说:“我相信组织,既然已经交上去了,我就不用看了。”
       一次我与塔局长闲谈时,他又问起了我的那两个孩子。他说:“你1964年在牧区安的家,算起来,你那两个孩子也该要上学了。刘副主任已经同我商量,准备将珍沁同志调上来,考虑到她在民主改革前就给人当了十年的牧工,先去地区种畜改良场担任党支部委员,协助场领导做好女牧工的思想工作。行政职务是保管员。”
       我拿着地区农牧局的介绍信回到巴青,找到县武装部的孙政委(他还兼着县委第一书记),一来感谢他主持公道,同时向他报告珍沁调那曲的事情。孙政委很快就派人,将珍沁调动工作和两个孩子的户口迁移手续办妥了。
       那一天,我和珍沁回到格尔滩,将要搬到那曲去的事情,告诉了阿妈。她老人家笑嘻嘻地说:“我早就说了,孩子小时候,你俩不用管,由我这个老阿依(藏语:奶奶)来带。你俩只要安心工作就行了。现在孩子长大要上学读书了,当然要跟着你俩到那曲去。”珍沁依依不舍地对阿妈说:“等我们在那曲安顿好了,就来接您过去和我们一起住。”阿妈笑着说:“你俩带着孩子去了那曲,你们的妹妹、弟弟还在这里呀。我这一辈子是离不开格尔滩了。”
      1975年,珍沁又由地区种畜改良场调到地区水利队,我俩总算是在那曲镇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小窝,我们好说歹说,将阿妈接来那曲住过一段时间。但她一听到汽车的鸣笛声,头就会发昏;晚上那用柴油发电机发出来的微弱电灯光,因为电压不稳而时明时暗,更让她老人家感到受不了。但是我俩知道,她心里最放不下的还是留在格尔滩的一女一儿,住了不久她就回巴青去了。
       那时候,农牧局已经给我配备了一架120海鸥照相机,阿妈临走时,我就在自己家门前照了这张照片。(这也是阿妈来到这个世界上,今生今世唯一的一张照片。照相时,阿妈嫌椅子太高了,坐着不舒服,非要自己搬来个小板凳坐在了右边,左边是妻的表姐珍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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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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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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